研究会成立大会

周积源，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把自己称作“小兵”，他是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今年83岁。

不久前，一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儿子，打电话到研究会办公室，听说周积源耄耋之年还在为收集整理抗战史实而忙碌，不禁开口称赞。

三明市新四军研究会1992年成立，如今已23年了。8月26日，记者再次来到研究会，周积源和名誉会长、新四军老战士吴挺，已在办公室里等着。之前的8月19日，记者来过一次。因采访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朱绍臣，想补充些材料，找到研究会，记者早就听说市里有一个新四军研究会了。

话题自然从新四军老战士打开。“朱绍臣，你们这儿有他的相关材料吗？”记者问，“哦，朱绍臣，他也是新四军老战士，还没加入我们新四军研究会呢。”周积源说，“朱绍臣今年90多岁了，很不容易啊。”

23年来，新四军研究会凝聚了新四军老战士等老同志的感情，一提起研究会，他们很容易就回忆起过去战争年代的那段经历，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同，感情相似，有着共同的情结。

周积源说，新四军研究会会员中，原抗战时入伍的同志112人，现90岁以上的8人，1945年以前参加新四军的有13人。现在，研究会做的事，就是抓紧时间，尽可能地把这些老战士的抗日和革命战争亲身经历搜集记录下来。多年来，研究会搜集整理出版了《风展红旗》、《红旗如画》、《放飞夕阳》等多本新四军老战士的相关文集，眼下，还有一本在编印中。

寻找研究会“编外”人员，“抢救性”搜集记录史实，成了新四军研究会的不懈使命。去年，周积源一个人就挖掘采写了10位新四军老战士的故事，5男5女，其中5位入选新近出版的《福建新四军女兵传》。这些都是“抢救性”的历史记录，其中一位叫王发德的，90多岁了。他们的回忆和述说，对于还原抗战那段历史十分珍贵。

烽火连天，岁月峥嵘，时间流逝后，一切看似复归平淡。这样的搜集整理，除了耗费体力、精力，还得让老战士“想回忆”、“回忆得清”。周积源介绍说，“有时老战士们总觉得战争年代都过去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就跟他们讲，你别说没什么，每段经历都是一首‘歌’。你在炊事班就讲炊事班的事，你在连队就讲连队的事，这些事说出来了，就记下来了。”在周积源看来，对历史来说，它们是一笔精神财富，可供后人来看，以史为鉴。

朱绍臣：与敌人打拉锯战，印象最深

朱绍臣在市新四军研究会“编外”，但研究会依然关注着他的抗战经历。

今年91岁的朱绍臣，是一名抗战老兵。8月13日，在徐碧一村他的家里，老人手拿着竹扇，背靠着椅子，回忆着当年的抗战往事。

朱绍臣的家乡在江苏省盐城市，家中共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年幼时，家里一贫如洗，日子过得极其艰难。1944年3月，朱绍臣成为新四军10兵团的一名士兵。因为害怕牵连家人，并没把参军的事告诉家里。他所在的部队主要在长江沿岸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保证大部队的顺利前进。

刚进入部队时，部队发的刺刀不够锋利，手上没有什么好的武器。上了战场，士兵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和敌人打近身战。“有时候敌人多，我们只能先撤退，等到敌人离开了我们再追回去。如此反复，与敌人打拉锯战，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朱绍臣回忆道。

有一次，部队接到上级指令向山东挺进。朱绍臣跟着部队从江苏盐城出发，沿着江苏与山东之间的一条交通干道前进，翻过一座座大山，踏过一个个平原。战火纷飞年代，粮食十分紧缺，记者问他：“那时有东西吃吗？”朱绍臣说：“很少啊，有时几天都没顿饭吃。”“村庄呢，都见不到人，村里人为了躲避战争早已离开，肚子饿了只能在路边挖野菜吃。”

“我在山东、江苏等地都杀过鬼子，已经记不清杀过多少个了。”朱绍臣回忆道。朱绍臣的身体多处被弹片划伤过，当时为取出弹片，因麻药匮乏，医生只好让他饮酒来充当麻药。采访时，他自己动手撩起衣裤，身体的背部、右小腿等留着清晰的伤痕。

1958年朱绍臣转业到地方，结束了他长达14年的戎马生涯，先后在永安机械厂、三明工模具厂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朱绍臣的儿子说：“我父亲大半辈子打仗，脾气什么的，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男主人公很像。”

朱绍臣有时喜欢在饭桌上与子女们分享当年的抗战往事。在他的房间里，放着一个看起来有些陈旧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枚军功章。“这些都是他的宝贝”，他女儿说道。说话间，朱绍臣让女儿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与战友、亲人的合影，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照片，儿女们也是第一次见到。相册里，那些照片布置得十分整齐，相册衬纸是印有军旗的宣传画裁成的。

“两块补丁”辨亲人

周积源用心地搜集着新四军老战士的事迹，对自己的经历却很少提及。

1933年12月，周积源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战时期，周积源在哥哥们的影响下，5岁时就进入根据地小学读书。1944年秋根据地中小学举行抗日少年演说竞赛，年仅10岁的周积源获得了泰兴县抗日少年演说竞赛第一名。正因得第一名小有名气，加上周积源一家，大哥1939年在高邮城下与日寇作战时牺牲、二哥也在抗日前线、姐姐是共产党员，1945年2月周积源经“豆选”担任区儿童团团长。

所谓“豆选”，周积源说，就是每个候选人一字形席地而坐，每个人背后有个碗，投票人同意谁，就往碗里放一粒豆子，结果周积源全票当选。当时儿童团发动广大儿童参加抗日活动，动员穷苦孩子上识字班、学抗日文化，揭露日伪政权的真相。当上了儿童团长，周积源正式走上革命征途。

8月26日，记者与周积源聊起了新四军研究会文集中收录的《两块补丁辨亲人》故事。周积源说，这是自己村里人真实的故事啊。

时光流逝，刀光剑影已暗淡，但当年一场激战后，亲人们寻找烈士遗体的情景，却依然鲜明。周积源说，周春阳烈士是我的远房叔叔，1944年他穿上灰军装，当上新四军。1947年3月周春阳所在部队泰兴县独立团，在姚家庄为掩护群众转移，跟兵力数倍于我的敌一○二旅及敌人的地方武装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全团有300多人壮烈牺牲。

有一位邻村的战友，跟周春阳同一个班，突围之后托人给周春阳的爹妈捎信，说周春阳与敌人拼杀时，牺牲在姚家庄东北面一条小河边，要他们快去收尸。噩耗传来，全村震惊，家里人悲痛欲绝。村里立即组织了几个人，由春阳的姐姐春英带领，推着独轮车去寻找亲人的遗体。这时，敌人已经撤离，烈士遗体从姚家庄被运到杨村庙村一处旷野里集中安葬。泰兴县独立团的烈士中有不少本地人，政府为了方便烈士家属寻找亲人，推迟了集中安葬的时间。烈士的遗体血迹斑斑，有人牺牲了还怒目前方，手里紧攥着刀枪，掰都掰不开。

周积源老家是平原，一场战斗打下来，敌人撤退了，老家人就去收拾战场，寻找亲人。那时，家人都不知道亲人是死是活，只能猜大概在哪个方向，有的在这块田，有的在小山包后。周春阳在那场战斗中牺牲了，有人告诉老家人，大概在那块田里。家中三个亲人前去寻找，那到处都是战死的士兵啊。收拾战场时，老家人把战死的敌人，收拾到一边，再把子弟兵收拾到一边。战死的士兵，在田地里，子弹有的打到了头，有的打到身子，脸上身上沾满泥土，分辨不清面目。家人接连翻找了，都没找到。

周春阳的母亲在家里听说还没找到，就告诉周春英他们，因家穷，周春阳走时穿的是一条旧的花布短裤，按这个去找找看。家人按母亲说的，再到那块田里去找，终于在田里找到了周春阳遗体。“春英不顾众人劝阻，把弟弟已经发出异味的遗体紧紧抱在怀里，哭喊着：“好弟弟，姐姐代表全家来接你啦，我们回家吧。”

时隔半个多世纪，周积源回忆起这一细节，难抑悲情。他说，当时写这篇怀念文章时，自己作了点文学处理，把标题写成“两块补丁”，今天才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了。

吴立夏：沙家浜的那段烽火岁月

现代京剧《沙家浜》故事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原是叶飞将军率领前往抗日前线的八闽儿郎。市民政局原局长离休干部吴立夏，就是当年沙家浜新四军36个伤病员之一。

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之初，新四军老战士、市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吴挺，就采访收集了吴立夏当年参与抗战的事迹，并写成了文章。

在抗日战争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福建前线剿匪、海防对敌等战争中，吴立夏先后8次负伤，在身上留下22处弹痕，敌人射入他股骨内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留在身体里近60年，一直到病逝在殡仪馆火化以后，这颗子弹头才被取出来，留给子女做永久的纪念。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8月25日上午，吴挺从随身的袋子里掏出了几张黑白照片。记者问他，这照片上是谁，吴老说：这就是吴立夏啊，年轻时的半身照。吴挺说：“我跟吴立夏都是新四军部队的，但不在一个团。今年我又把当年写他的文章拿出来，作了些精编，还准备配上照片。这照片是不久前找他们家人要来的，现在要拿去扫描一下啊。”话语间流露着新四军老战士间的那份挚情。

吴立夏的经历，恰是当年抗日烽火岁月的真实写照。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8月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团结合作抗日的协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按全国抗日统一编制序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同年10月将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8省15个地区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动员下山，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底叶飞、阮英平奉命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1300多位八闽热血青年，从福建省屏南县出发，奔赴抗日前线，到皖南岩寺被编入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吴立夏被任命为该团一营二连连长。

1938年9月为了不暴露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东进的军事意图，部队沿用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1939年6月“江抗”部队夜袭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关隘的浒墅关火车站。接着又乘胜进入常熟，先后打掉了10多个顽军据点。但在江阴顾山镇东南，与日伪军激战中，吴立夏再次负伤。这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大举向“江抗”进攻，形势陡然严峻。之后部队奉命进行战略转移，上级决定吴立夏和六团团部作战参谋的夏光等伤病员，一起留在阳澄湖旁的昆承湖边，分散隐蔽在横川、长浜和西董浜的芦苇荡中养伤。不久，他们又集中安置到董家浜、张家浜（即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沙家浜）等村庄的芦苇荡中。

沙家浜的群众喜欢喝茶，当地茶馆多。茶馆是个“垒起七星灶，铜炉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场所。吴立夏等就以茶馆为掩护，设立秘密交通站或接头户。当时吴立夏和伤病员经常去接头户的茶馆，有一家名为“添智堂”，其主人是位女性，热情大方，灵活机智，地下党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中筹集来的药品和慰问品，大多通过添智堂等茶馆秘密转送到伤病员手中。

有一次，吴立夏和几位伤病员正在添智堂与茶馆女主人接头，突然村头传来乱糟糟的声音。伪顽军包围了村庄，女主人立即将吴立夏等人和物品转移到对面的沙奶奶家。伪顽军的胡司令和王参谋长带着保安团的近百人，一进村就直奔添智堂茶馆。他们恫吓威逼说，有人看见新四军派人来茶馆接头，快快交出人来，否则，就要血洗茶馆。女主人与伪顽军头目周旋，情急生智，趁进厨房提开水泡茶时，猛地向窗外的河中抛去一块砖头。“扑通”一声响，屋里的敌人惊弓之鸟般，涌出门去，朝河中射出一串子弹，打得河边芦苇丛中的野鸭乱飞。这时，接到信鸽报信的新四军伤病员，听到枪声后，也在远处回应般向空中打了几枪，将敌人引向芦苇荡。

沙家浜老百姓不惜自家性命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吴立夏和战友们与他们结下了鱼水深情。由于敌人封锁港汊，日夜追捕，加上缺医少药营养不良和气候恶劣，伤病员中有10位不幸死于败血症，还有一位伤员不小心掉入河中，被洪水冲走了，坚持到最后胜利走出芦苇荡的只有25人。

1939年底由这不到一个排的人员起家，队伍不断壮大，人员逾百。2个月后上级又调来了两个连的地方武装，以老六团的同志为骨干，成立了“江抗”东路军，吴立夏任特务营副营长，后来又成立了新“江抗”。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支部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几经整编，到1948年已升格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一纵队二师四团。

吴立夏于1955年转业到三明地方工作，1983年6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厅级待遇，之后担任三明市新四军研究会顾问，1996年病故，享年84岁。吴挺说，今天回忆这些抗战往事，就是为了让年轻一代记得住那段历史啊。

黄桥战役的一段记忆

“当年放牛娃，成了司令员”，这是老战友对新四军老战士秦久芝的描述。

秦久芝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援助是决战胜利的基础，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得人心。古语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新四军进驻黄桥后，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苏北区党委和临时行政委员会相继成立，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先后建立，黄桥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通过二五减租和免除苛捐杂税，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解放。黄桥战役中充分发挥了群众组织作用，如青抗会、农抗会、工抗会修筑工事，日夜巡逻，妇抗会送伤员，发动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儿童团站岗放哨，商抗会发动镇上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为新四军做烧饼，并用80辆车子为支前日夜忙碌。

8月28日，曾担任过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秦久芝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当年他参加了这场战役，记忆犹新。记者想再作些采访，秦久芝说，就不必了。放下电话，收笔结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