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通往蓝天的征途

林鹏侠，原名林淑珠，1907年5月17日出生，系莆田城内坊巷林氏名门闺秀。父亲林心香，20世纪20年代辞去亚细亚火油公司莆田分公司经理执事，闯荡新加坡创业打拼，经营橡胶园，做成一方龙头企业，人称“橡胶大王”；母亲杨玉英，相夫教子和任教，样样拿得起。他们关心国事，乐做慈事，乐捐莆田哲理中学，莆田基督教堂，创办恤嫠院，筹办孤儿院等等，一时传为佳话。母亲早年在坊巷购房设址，挂牌“杨玉英恤嫠院”，无偿收养50多位贫苦无依老年寡妇，声誉鹊起，名闻遐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闻之大喜，手书“懿德慈型”横匾赠之，表彰其善举。林家对子女则勉励勤奋读书，积极上进，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信念。富裕开明的家庭，给林鹏侠提供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良好机会。

林鹏侠少时就读哲理中学。这所教会办的学堂，让她有机会早早学到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西方社会，了解发达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为，有机会参加现代体育运动。她还先后求学于天津、上海等高校。然而，天性活跃，求知欲望强烈的她，还不满足国内所受教育，1925年，林鹏侠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她还热衷现代体育运动，练就一身强健的体魄。海外深造，为她打开了解西方世界更广阔的视野，一个更大胆的构想在她的脑海中逐渐形成。1929年，她结束美国的学业，出人意料地决定到英国学习军事航空技术，做一名驾机上天的飞行员。此时，她觉得自己的名字林淑珠太淑女气了，太不能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了，就痛快改名林鹏侠，字霄冲，寓鹏程万里、侠肝义胆、气冲霄汉之意。英伦时光，她冬冒严寒，夏顶酷暑，勤学苦练，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掌握了军事航空技术，成为中国早期女飞行员。有上海友人吟诗赞其云：“数载航空汗漫游，壮怀洗尽女儿羞。关心家国修才技，留取他年击寇仇。”诚哉斯言。

毅然回到苦难的祖国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加紧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接连制造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正在新加坡代父经营橡胶业的林鹏侠闻讯义愤填膺，而深明大义的父母亲则极力支持女儿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封来自福建莆田家乡的催女归国服务战地的来电，如同火种般点燃林鹏侠心中义愤的干柴，给她增添抗击外敌的勇气，坚定报效祖国的信念。

1932年春，林鹏侠胸怀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舍弃海外的事业，毅然回到苦难的祖国，直奔“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上海。然而，等待她的是淞沪会战失败，《淞沪停战协定》阴霾笼罩天空，一腔报国的青春热焰，被一纸丧权辱国的协定冷水当头浇灌，林鹏侠悲恨交加，痛恨日寇凶恶，痛惜国家羸弱，叹息报国无门。这段沉痛的经历，在她后来撰写的《西北行》一书中有过简要的记述：“一二八沪战时，余方留星加坡，代余父管理所营之橡园事业。一日奉母电，召余迅速归国服务战地，欣然命舟，至则《淞沪协定》已成，失望不可言说。乃废然买棹，省亲于莆田故乡。”但是，民族救亡运动毕竟拉开了序幕，抗击日寇的伟大征程，正期待着林鹏侠的积极参与。

考察祖国大西北

1932年冬至1933年夏考察陕、甘、青、宁、绥各省，1948年夏至1949年夏考察新疆南北部，是林鹏侠的两段重要人生经历，其中充满着艰辛与曲折。

考察祖国大西北，是林鹏侠酝酿已久的人生规划。当年留学美国英国，她既为“外人盛称我西北为世界之天堂，又目为世界之秘密宝藏”而自豪，又为无法回答同窗有关西北地理气候人情物产的咨询而遗憾，于是“分其读书余力”，投入对祖国大西北的专题研究（《西北行·西行之始因》）。这是林鹏侠考察大西北的最初动因。

林鹏侠的首次西北行，与母亲的决心关系密切。当时，她正准备“往投东北义勇军以偿杀敌复仇之愿”，但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其母，开始关注西北。母亲组织全家四处搜集资料，对大西北进行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研究，认为要同日寇周旋下去，就必须开发经营大西北，考察建设大西北极其重要，于是力劝林鹏侠西北行。林鹏侠被说服了，“余既聆母之训，深服所见远大，遂谨跪受命而垂泪诺之。”她在所著《西北行》一书正文第一页，赫然作下“西行之始因——大哉母命”之标题。

首次西北行，林鹏侠从家乡莆田至上海，又从上海至西安，再从西安至西北各地。考察了陕西的西安、潼关、延长、临潼、咸阳、凉州，甘肃的兰州、皋兰、五泉山、祁连山、平凉、嘉峪关、玉门，青海的西宁，宁夏的六盘山、贺兰山，内蒙古的河套、包头、五原，绥远的归绥、明妃青冢等地。广袤的大西北，留下这位东南奇女子长长的足迹。

新疆本是林鹏侠首次西北行的最终目的地，但因新疆发生战乱，无法成行。“其后，十数年间曾数度作入新之计划，虽结果都成泡影，而此志终未移易。”（《新疆行·自序》）1937年，心比天高的林鹏侠计划由新加坡启程，经印度，翻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正当加紧准备启程，入印度的护照都办好之时，不料父亲在莆病危，急电“盼儿速归”。待她“返抵家园，适值卢沟桥事变，烽火弥天”，“父病亦加剧，终至弃儿长逝”，让她“抱恨终天，无心远游。”（《新疆行·自序》）1941年、1945年“又前后两次前往，终因事阻，至兰州复中止。”1948年夏终于成行，实现十六年之夙愿。“足迹得遍天山南北”，“诚平生一大乐事也”，“此游历时凡一载，行程二万里，有所见闻，有辄泚笔为记。”（《新疆行·自序》）

考察大西北，林鹏侠每到一地就座谈、采访、观察、记录、摄影，晚间，又不辞辛苦，坚持查资料、写日记、整材料。两次考察，著述两书。1936年1月，30万字的《西北行》在内地出版，1951年1月，28万字的《新疆行》在香港出版，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新加坡《南洋商报》谢松山为《新疆行》作序。两书以厚实真挚的资料告示国人：伟大的大西北，“诚民族复兴大好之根基，吾海外归国侨民无上之乐土也”，读来振奋人心，体现作者鲜明的爱国情怀，渊博的文史知识，求实的处事作风，不凡的坚强意志，扎实的文字功底，为国人提供一份开发大西北珍贵资料。两书均引起国人和海外华侨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