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笔者系陈文总外孙，长期从事政协文史工作，曾任厦门市政协文史学宣委副巡视员。

“我很小的时候，常听长辈提起‘你外公不得了，曾一口气缴获日本人三把战刀；鬼子又恨又怕，一直把他当成克星’。什么是克星？我当时不明白，只知道大概是死对头！”近日，卢怡恬先生应邀做客本报，讲述外祖父当年英勇抗战、不惜做倭寇“死对头”的故事。卢怡恬是陈文总次女陈素新的次子，长期从事政协文史工作。

故事一

“呼吁反日险些丧命，他就这样一路走到底”

陈文总出生于同安濒临东海的一个小渔村。奔流不息的大海赋予他勇敢执着的血性。他的一生可谓是波澜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18岁，他担任《厦声报》主笔、编辑，积极宣扬科学民主新思潮，逐渐崭露头角。

25岁，他参与发起成立厦门通俗教育社，主张用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取代落后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

28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其无理占领的中国领土旅顺、大连，厦门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陈文总被推举为全市“对日市民大会”临时主席并即席发表演说，呼吁市民坚决抵制日货，积极参加反日斗争。

此举却遭到日本驻厦领事的极端仇视。

“会议刚结束、回家途中，在一条叫‘石狮王’的僻巷里，一伙‘歹狗仔’（日籍台湾浪人、流氓地痞）乱刀砍向了陈文总，他颓然倒地，鲜血直流……”卢怡恬紧蹙眉头，放低声调，“幸亏路人发现，及时送他到医院，才转危为安”。

事后警方查明，行凶者受日本驻厦领事佐佐木胜三郎所指使；为了斩尽杀绝，他们甚至还追踪威胁治疗陈文总的医生。出于安全考虑，陈文总被送往上海治疗。

血淋淋的教训，使陈文总认清豺狼吃人的本性，从此义无反顾走上了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抗争的“不归之路”。

33岁，他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科，决心“习倭长技以制倭”。其间，秘密支持帮助旅日朝鲜共产党人开展反日斗争。

36岁，即“九一八”事变当年学成回国，他正式参与了漫长而危险、完全军事斗争意义上的抗战。

51岁，在屡屡参与重要战役、多次出生入死之后，他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结束。

“1923年到1947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烽火岁月！且不说战斗规模、战斗严酷性实属罕见，包括前期准备、局部抗战、全面抗战、战后受降、捍卫成果（反对内战、退出军界）五个阶段，陈文总都没落下”。“为何能够如此？”卢怡恬寥寥数语掷地有声，“是两位同安乡贤陈化成、陈嘉庚爱国爱乡的高风亮节让他斗志弥坚；是恶贯满盈的日本帝国主义用血与火唤醒了陈文总和无数同胞，与侵略者坚决抗争到底！”

故事二

“此地邯郸干净土，献身应不负廉颇”

诗言志。陈文总这两句诗袒露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参加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惨烈的抗日战争，在与侵略军的浴血战斗中实现人生最高价值。这段经历成就他一生中最辉煌最重要最难以忘怀也最引以为自豪的生命乐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报国心切的陈文总，日本学成后立刻归国。先后担任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政治、军事秘书，汾阳军校教官，国民党二十九军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并参加长城喜峰口保卫战。

1932年，他以主任参谋兼日语翻译身份，陪同陈铭枢将军参加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谈判，与日本侵略军头目进行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军队、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3年，他主动请缨参加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爱国武装察哈尔民众同盟军，多次开赴前线教训侵华日军。

是年，他任国民党军驻闽某保安区司令，冒着生命危险，网开一面，让秘密前来求助的十九路军余部，顺利通过自己防区，转移安全地带。（曾在上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在福建发动“闽变”，后在蒋介石讨伐下失败。）该路军陈铭枢将军多年后还铭记于心，专门赠其书法条幅“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讴歌其义薄云天、同仇敌忾的壮举。

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15期正则班深造。临别时冯玉祥为他易名“左武”并寄语：成为文武全才，辅佐国家、报效民族。他刻苦学习，深入了解研究古今中外各种军事理论、实战战例和作战技能，还利用兼任第三战区机要室上校主任参谋之机，多次到前线参战。因为机智果敢、表现突出，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勋章。

其二子陈子厚回忆：父亲有张照片，只见他身着戎装，英俊挺拔，背后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建筑。这是他当年在李宗仁将军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于当地火车站的留影。

其三子陈子建补充：这次战役中，父亲与来自云南地方军队、素昧平生的万保邦旅长并肩作战而成为莫逆之交，还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我（陈子建）和四妹（陈思齐），分别娶、嫁了万保邦女儿万琴仙、儿子万步林（现定居美国）。这在朋友圈子里一时传为佳话。

卢怡恬表示：据说万保邦将军后又参加长沙会战并升任六十军军长，解放战争中在云南组织地方武装反蒋，解放后担任国务院参事。“文革”前大约是1964年，他曾来鼓浪屿疗养，还专门到寒舍参访。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与鹤发童颜、平易近人的“万伯伯”有过一面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