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1月，参加“中国南洋军事考察团”前往新加坡等地考察的陈文总（前排右五），在新加坡厦门同乡会馆与众乡亲合影。其右侧为厦门大学原校长林文庆。

中共中央2005年颁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有关方面2006年3月补授给陈文总将军，由其后人代领。

东南网8月2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卢怡恬）同安石浔，濒临东海的一个普通村落，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十二月初三，陈文总出生于此。在厦门，陈文总接受了正规教育，先后以优异的成绩就读、毕业于竞存小学、厦门中学堂（省立第十三中学的前身）和同文书院。

20世纪初的厦门，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为“五口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无不给陈文总的心灵带来深深的刺激和创痛。弱冠之年，他就萌发了变革愚昧落后的现实社会的希望、改造积弊日深的旧中国的爱国民主思想。

陈文总的一生，是忧国为民、追求真理、御侮扬善、报效社会的一生。其最大亮点就是全程参与伟大而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其中情愫、渊源，可追溯至早年投身群众性的反日爱国义举——

1923年7月，厦门各界集会，抗议日本拒不归还此前无理占领的中国领土旅顺大连。其任大会主席，抨击日本狼子野心，呼吁坚决抵制日货，回家途中遭日本驻厦领事指使的台湾浪人袭击而身负重伤。全市罢市罢课，抗议歹徒暴行，要求当局缉凶。《申报》连续刊发十几条消息，表示关切声援。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罕见。

1929年4月，东渡日本就读士官学校22期步科。此前因参加南昌起义被通缉，借此可避难更可“师倭之长以制倭”。受其支持，其妻、早稻田大学学生杨若洲因捐助旅日朝鲜共产党开展反日斗争被拘禁。

1931年7月，学成归国。任冯玉祥秘书、汾阳军校教官，培养一批抗日志士。

1932年5月，与陈铭枢将军参加中日淞沪停战谈判，“面斥日酋高桥谰言”的场面震人心魄。

1933年5月，参加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多次开赴前线，教训不可一世的日军。

1933年11月，任驻闽某保安区司令，帮助因“闽变”失败的十九路军安全转移。“闽变”主角陈铭枢后赠其书作，赞其舍命保全抗日劲旅的侠肝义胆。

1936年秋，攻读陆军大学15期正则班。利用兼任29军团副、三战区机要室参谋主任之机，多次上前线作战，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云麾勋章”。

1938年4月，参加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同云南地方军旅长万保邦生死与共，成为莫逆之交。

1939年3月，“陆大”毕业留校任教。常辗转各战场，丰富实战阅历；讲授专题战术，培养青年俊彦；编纂《将校必携》《步兵操典》惠及各部队。

1941年6月，随“中国南洋军事考察团”赴东南亚考察，报告具有前瞻性受到重用，任军令部国际情报处处长、中美英荷四国军事联合会议秘书等，兼“陆大”教官。定期提交分析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形势动向及意见建议的“战报”。

抗战中期，任中央军校七分校教育处长。主办“特别班”，吸收英语好悟性高的大学生全面掌握进口的新式武器以杀敌；培训熟悉日语、渴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流亡青年成为瓦解日军斗志的“心战”宣传员。

抗战后期，任第一军参谋长。

1944年8月，提出著名的征兵动员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激励青年学子参加“青年军”投入主战场。

1945年抗战胜利，任河南新乡受降长官。因表现突出，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等忠勤勋章”。

1947年7月，反对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放弃中将参谋长的官爵。

1947年8月，回到厦门。在全市各界欢迎大会上，将缴获的三把日本战刀赠予厦门文献会、大同小学和通俗教育社，表达对家乡父老的感激，抒发蔑视侵略者的豪情。

1985年1月4日，香港《文汇报》在陈文总病逝后发表特稿，对其抗战生涯给予高度评价：“陈文总老先生一生爱国爱乡，为民主革命奔走，一旦溘然长逝，乡亲和友好均同表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