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泉州港超过广州港

■后渚古船震惊世界被誉“当时最好海船”

■朱熹三代人在泉为官讲学，“民风更变”

■建造安平桥，为全国最长梁式石桥

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在泉州生活了半年，写下《光明之城》手稿。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一艘南宋沉船，震惊世界。这艘载重200吨、被誉为“体现当时世界最高超造船技术”的海船，见证了南宋时期泉州港和刺桐城的辉煌。

南宋，因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而被后人诟病，但宋廷南迁带来的江南大开发让泉州获益良多。特别是泉州比广州更靠近京城临安的地理优势，使宋廷十分重视和扶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泉州市舶司成为南宋两个市舶司之一。泉州港由此赶上并超过广州港，甚至，中国与外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点。

这一时期，泉州的人口增至255758户、1329940人，来泉经商或定居的外国人更是遍及亚非欧。《光明之城》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纳在刺桐城里，遇见过印度人、犹太人、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等，能听到100多种口音。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大人物不能不提——朱熹。不仅一代儒学大师朱熹本人，他的父亲、儿子均在泉州为官讲学传道，留下了众多史迹，特别是那句泉州人备感自豪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至高评语。

□早报记者 蔡紫旻

泉州市舶司复原图，泉州市舶司为南宋两个市舶司之一，与广州市舶司并驾齐驱。

宋廷南迁 泉州地理优势显现

两宋时期，泉州港经历了三次飞跃，其中两次在南宋，分别是：南宋初年，泉州港赶上广州港，并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南宋末年，泉州港超过广州港，由此进入极盛时期。

宋廷南迁，使泉州更加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加速了泉州港的发展。

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大部分是香药珠宝等奢侈品。由于统治阶级对海外进口物品实行严格管制，乳香等香药为政府专卖物资，由市舶司全部收购。海外舶来品调运到京师，沿途要耗费巨额费用，因此统治阶级希望进口香药的港口尽量靠近京城临安。

按照南宋规定，泉州市舶司调运到杭州限三月程，广州限六月程，所以泉州比广州更便捷，可以减少舶货调运的耗费。因此，南宋朝廷格外重视和扶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泉州港一举成为靠近消费中心的核心港口。

朱熹在泉州讲学期间创办小山丛竹书院

皇族定居 香料畅销进口大增

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由镇江迁置泉州。随迁宗子及妇女349人，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技术。同年，在泉州州治西南袭魁坊睦宗院东设立专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学制两年。

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迁入泉州和福州后，大批皇亲贵族定居泉州和福州，许多士大夫避难入福建。主要供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享受的海外香料宝货，在福建特别是泉州有了更大销路，这也是泉州吸引海外舶商贸易的一个因素。史载，建炎四年(1130年)，福建香料进口大大增加，泉州抽买乳香达86780斤，成为全国主要的香料市场。

而南宋泉州港的发达，也与泉州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先进，以及有许多熟练识别天气、运用指南针导航的纲首、舟师和船员有密切关系。

泉州港在南宋的兴盛，也有外部原因。宋代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阿拉伯人海上贸易的兴盛，二者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海港，泉州港位置居中，并有优越港口历史基础，能同时符合东南亚地区和阿拉伯人海上贸易的需要。

1974年，从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一艘南宋沉船（即后渚古船），震惊世界。这艘船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专家称其“体现当时世界最高超的造船技术，是全球最好的海船”，成为泉州“国宝级”文物。

1976年，泉州东海法石的农行东海营业所（当时俗称农村信用社）在挖水井时，发现类似船板的松木，又一艘南宋沉船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座城市发现一条宋代古船已是震惊世界，而泉州有两条，意义更加非凡，足见泉州港在南宋的辉煌。

后渚港出土的古船见证南宋泉州港和刺桐城的辉煌 （潘登/摄）

岁入百万 占南宋四十五分之一

南宋初，泉州已经赶上广州，和广州并驾齐驱，其标志是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得到朝廷批准，改变“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招待外国商人的旧例，“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由“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此处的“广南市舶司”所指便是广州的市舶司，这意味着当时泉州市舶司已和广州并驾齐驱。这一规定，在南宋一代没有改变。

由于泉州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诏罢两浙路市舶司，因为“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囊可罢”。泉州市舶司至此成为南宋两个市舶司之一。

在南宋的官方文献中，泉、广并列，或称“广、福市舶司”，或称“泉、广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绍兴末，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音同‘民’一缗为一千文）。”当时南宋朝廷每年财政收入估计约为四千五百万缗左右，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有百万之巨，也就是说，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十五分之一左右。

安平桥建于南宋，是全国最长的梁式石桥。（潘登/摄）

朱熹三代 为官讲学传道泉州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泉州的评价。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任泉州府同安主簿，泉州成为他考中进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此后朱熹常到泉州各地讲学，绍兴二十八年，他在泉州讲学时称泉州为“温陵”。

其实，朱熹一家三代都与泉州颇有渊源。

史载，朱熹年幼时就曾跟随父亲朱松到过泉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晋江安海东西两市商人因争夺码头发生械斗，榷税官难以控制。于是朝廷差官临监，始置石井镇。朱松为首任石井镇官，工作之余，他常教化百姓，启迪文风。

乾隆《泉州府志·风俗》载，泉州成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之邦，与朱熹的教化有着密切关系。《泉州府志》称，朱熹“过化”后，泉州“民风更变”，民间婚丧喜庆悉“遵朱子家礼”。他在泉州讲学期间，在城内创办小山丛竹书院，亲自讲学授徒。

嘉定四年(1211年)，朱熹之子、担任通判的朱在受邀在晋江安海镇西主持筑建石井书院，规制仿州县学宫。朱松讲学的石井书院，是晋江县最早创建且至今犹存遗址的书院，其与小山书院、温陵书院和欧阳书院合称为“泉州四大书院”。

修桥成风 建安平桥全国最长

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泉州出现修建石桥的热潮。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总数为260座，其中宋代105座。仅南宋绍兴年间（1131至1162年）建造的著名桥梁有：安平桥、东洋桥、石筍桥、普利大通桥、玉澜桥、苏埭桥等。泉州城区也建有许多桥梁，如通淮桥、镇南桥、花桥等。

因此有了“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的说法。

宋代泉州所造石桥多为梁式，布局大部分建造在近海，有的深入海湾，以沟通市区和港区、码头的联系，便于海船装卸货物。

晋江县安海华侨黄护与僧祖派捐资建安平石桥(俗称五里桥)。桥未成，两人先后去世。绍兴二十一年，知州赵令衿主持续建，次年竣工。安平桥桥长2255米，是全国最长的梁式石桥。安平桥的桥墩下采用睡木沉基，即使用巨大松木二层纵横层叠，作为卧椿，桥墩叠砌于上。

《诸蕃志》载 “澎湖隶属晋江县”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太宗第八代孙赵汝适掌泉州市舶司，他一方面参考有关图籍，一方面询问到泉州经商的胡贾，写成了海外交通著作《诸蕃志》。书中详细记述泉州与58个国家和地区交通贸易概况及风土、物产。据《诸蕃志》载：“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除了介绍58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山川、途程、风土、物产之外，赵汝适还在《诸蕃志》里详细记载了泉州海外交通情况。书中显示，凡记载中国与东南亚、东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及北非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

当时泉州港海商交通航线有泉州至占城，泉州至三佛齐、阇婆、渤泥，泉州至印度及阿拉伯，泉州至东非、北非，泉州至菲律宾，泉州至朝鲜、日本等航线。国内航线则有泉州至广州，泉州至澎湖、台湾，泉州至浙江，泉州至江苏、山东等航线。

《诸蕃志》中记载了外国人在泉州的生活情况，以及外国人在泉州建有丛冢等内容。书中记载，进口香药在泉州民间应用已经很普遍：苏合香油，出产大食国，可以治大风病，“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

而当时泉州海商用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货物与海南商人交换当地土特产。发船时间为岁末或正月，五六月回舶。如果载槟榔则四月至，槟榔盛产于南洋诸国及海南四州，“泉商贩大率仰此”，“泉、广税务，岁收数万缗”，可见贸易量之大。有意思的是，到海南的闽商，如果遇到“风飘荡，赀货陷没”，则入黎族少数民族地区耕种。

刺桐城内 可听百种异域口音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八月二十五日，意大利东部沿海城市安科拉的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抵达了当时世界最繁荣的港口城市刺桐（即泉州）。他在刺桐生活了半年，并用古意大利文写下《光明之城》手稿，记述自己在泉州所见到的外国人。

雅各在刺桐见到的外国人包括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英国人，来自阿拉贡、威尼斯、热那亚、安科拉、比萨、亚历山大里亚、巴拉士、佛兰芒的布鲁格等地。这些人操着各自语言，在刺桐城内能听到一百种不同的口音。

在刺桐，外国人有自己的客栈和仓库。人们分区居住，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得到泉州当地人的尊重，外国人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墓地。基督教徒经常与偶像崇拜者（即泉州当地佛教徒）联姻，也产生了很多中外通婚的后裔混血儿。

雅各所见的外国人在泉州的情况，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吻合：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宋朝“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巨万，列居城南。”而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时“蕃商杂处民间”。

泉州的官民尊重蕃商的生活习惯。宋代大食蕃商施那帏“侨寓泉南，轻财好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

南宋末年（1276年），原籍阿拉伯的海商蒲寿庚以福建广东招抚使的身份“主市舶”，当年十二月，蒲寿庚降元。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光彩，但蒲寿庚此举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于战火。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即开港，而蒲寿庚降元后提出尽快恢复市舶司制度被元廷采纳，由此，泉州迎来了最为辉煌的元代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