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分7章20余万字，资料丰富，考证严谨，南京大学教授、明史研究领军人物潘群予以高度评价，称此书有三个价值。

    一是对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研究有重大突破。目前来看，关于建文帝生死问题的最早官方记载是《明太宗实录》。但对比朝鲜《李朝实录》，发现有重大差异。马渭源教授从中朝两国的实录对比入手，列举了永乐朝十大疑点，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所载“（朱）棣遣中使后出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论证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

    二是揭开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关于此，明代以来大致有两广、云贵、闽浙三说。马渭源立足于明初政治实际，从《明太宗实录》寻找突破点，发现明成祖与“西北王”沐晟之间的双重亲家，和“云南王”沐家之间同样是双重亲家等特殊关系，排除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云贵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马渭源将目光集中到常人不注意的闽浙方向，从《明神宗实录》中寻找当年蒙难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结合《明史》中《孝义传》和吕毖的《明朝小史》所载的“亲建文奸党”分子潜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区的史实。

    三是建文帝归葬地研究有重大收获。虽然宁德的考古发现很迟，但马渭源列举了许多可靠的证据，并予以严密的考据。

    首先，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八吉祥与云龙纹等着眼点展开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时代特征到云龙纹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范围等，将焦点聚在大明皇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从《明神宗实录》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的记载中寻找史料，再从“九五礼数”和龙饰的享用范围以及明代云锦特征等方面考察，断定支提寺袈裟是建文帝的。

    其次，由袈裟联系到其主人的命运，马渭源将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寿”灯笼顶端的如意纹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纹作了比对，发现两者之间出奇吻合。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又找到了如意云纹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范围，使支提寺袈裟与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

    再次，将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比对，发现两者惊人相似。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考察上金贝古墓后说，“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更为重要的是，马渭源十分重视对上金贝古墓龙饰构件的研究，还结合金水河、金水桥等明清皇家阴阳宅规制，将古墓最终锁定为浓缩版的简易大明皇家陵寝，即建文陵。

    最后，马渭源从宁德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244个福建籍“建文奸党”蒙难的史实，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建文帝披缁出亡的记载，夯实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学术根基。 （记者 庄严 通讯员 吴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