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族谱和方志记载，闽台客家祖籍多源自今河南省的“光州固始”。学术界对此虽认知有异，但无大的分歧。据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每5户台湾居民中就有4户先民来自“光州固始”。有人曾形象地说，台湾之根500年前在福建，1000年前在河南，台、闽、豫1000年前是一家。

　　光州固始的“隙地”效应

　　光州固始位于大别山区，至近代以前，当地的交通、信息长期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田野考古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的数量、密度、规模等表明，光州固始一带虽地近中原却“地广人稀”。这里实际上属于中原和荆楚两大文化区之间的一片“隙地”。

　　自夏商以降，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因占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制高点，一方面对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辐射与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其社会政治局面也长期处于动荡状态。北宋灭亡之前全国所发生的47次重大战争，有34次发生在今河南境内。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生动描述了中原地区久经战乱后极端悲惨之景象。当中原地区烽火迭起之时，光州固始的社会环境却往往得以保持相对的安定，因此，这里堪称中原达官士族和流民百姓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

　　光州固始乃中原政权抗拒游牧民族南下之重镇

　　淮河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相距可达1000～1500公里，前者属于亚热带，后者属于寒温带。两地在气候条件上间隔着暖温带，在地理空间上间隔着华北大平原，在经济形态上间隔着旱作农业区。两地的民族文化更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因此，习惯于半干旱生存环境和游牧业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很少南渡淮河征战。

　　光州固始地处淮河南岸，历史上自然成为中原政权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基地，故而这里曾有“淮南重镇”之谓。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当地屯聚大量兵丁、人丁，以抗拒北方入侵之敌。这是光州固始一带自历史时期以来人口众多并不断南迁闽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固始先民南迁之两大动因

　　中原文化长期处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制高点，长期是中华民族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例如，孔、孟、老、庄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先秦哲学家，他们的故里或祖籍多在以今河南商丘为国都的宋国境内或宋之邻境。固始先民具有中原文化先进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在迁移到荒蛮之地后，不仅能够迅速立足，而且有能力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优化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成功地向海外发展。

　　其次，人口压力是固始先民因循南迁的直接原因。在宗族关系紧密、注重人丁兴旺的中国古代社会，达官士族和百姓流民不断涌入光州固始，加之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导致固始人口基数持续激增，从而在客观上迫使固始先民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家园。而闽南地区耕地虽少，但人口密度也甚小，加之气候条件优越，很适合固始先民前去拓展。宋代以后，福建“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所以固始人又开始聚族向“土旷人稀”的潮汕地区、进而跨海向台湾地区迁移。（摘自福建社科院-福建文史 作者 宋豫秦 常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