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晚报报道（记者 叶真铭）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福州政治安定，人口增加，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开发，成为福州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开端，为五代及两宋时期福州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福州经济开发向山区和沿海双向推进，山海经济并进发展。唐初，福州地区人口还较为稀少，四郊还较为荒凉。据《三山志》记载，此时福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林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之墟”。进入唐代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日显不足，开始向山区争地、向沿海争田。永泰、古田等内地山区逐渐得到开发，还开始较大规模的围垦活动。大和三年(829年)，闽县(今福州市)令李茸在县东五里筑海堤，堤成后引溪水种稻，其地300公顷皆成良田。大和七年(833年)，李茸又在长乐县东十里筑海堤，并立斗门10座以防御海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其旁皆成良田。如今，福州地区有不少以浦、渚、屿、洲等命名的地名，原来都是海潮涨落处，因围海造田而今都成了村庄和良田。

　　唐代福州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闽县除旧有东湖、西湖外，贞元十一年(795年)，观察使王翃又在城西南开挖南湖，“接西湖之水灌于东南”。长乐县开辟了严公湖、滨闾湖、桃阮湖、陈令津湖和林婆湖。福清县有天宝陂，连江县有材塘、财溪坝的兴修。耕田的增辟、水利的兴修、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表现为铁制农具广泛使用)，以及双季稻和稻麦复种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还积极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重要的有荔枝、橄榄、花卉、柑橘、茶叶等。唐代福州茶叶闻名天下，茶圣陆羽《茶经》中有关于福州茶叶的记载。闽县出产的方山露牙茶是当时全国的名茶之一，成为地方官吏进献朝廷的贡品。福州出产的荔枝、橄榄也被列为贡品。此时有些花卉品种如梅花、兰花、苏铁等开始从野生状态转入人工栽培，福州凤岗里 (今仓山建新镇)、连江、罗源等地已有人从事花卉种养。

　　唐代福州手工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时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有造船、制瓷、纺织、制花、制盐和铸钱等，较前代大大增加。福州是唐朝东南沿海重要的造船基地。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东渡日本。9世纪中叶，唐王朝与安南交战，政府造千斛大舟，自福建泛海运米，不一月至广州。载重量大航速快的大船很多是在福州建造的。这一时期陶瓷生产有一定规模，福州怀安、连江等地有很多烧瓷窑址，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此时主要烧制青瓷，除保留南朝时期的黝青色外，还增加了青灰色、黄褐色等釉彩。品种相当繁多，主要有碗、钵、碟、罐、盘、盘口壶、执壶、灯盏、瓮、瓶、盒等生活用品。陶器明器的种类就更多了。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还外销。唐代福州的纺织业发达，所产葛布、蕉布，数量既多，质量也好，被列为进奉朝廷的贡品。

　　除了上述三大传统行业，还出现了一些新兴手工业部门。唐代福州是全国主要的茶叶产区，制茶业随之兴起。制茶工艺有七个工序，主要采取蒸焙方法，制成茶饼。福州制茶技术传入闽北建州，使建茶后来居上扬名全国。唐代福州还富有渔盐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所属沿海之侯官、长乐、连江等县是海盐主要产地。大历年间(766-779年)，刘晏主持全国盐政，于江淮设立十盐监，作为管理盐场的机构，侯官盐监就是其中之一。元和间(806-820年)该盐监又升为院，表明福州盐业地位的提高。会昌年间(841-846年)，福州开始出现铸钱业，这说明唐代福州的商品经济已日益发达。唐以前，福建经济开发滞后于中原江淮地区，商品交换长期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很少使用货币，更未铸造货币。唐武宗会昌年间，皇帝诏令天下毁佛铸钱。福建各地也纷纷汰裁佛寺，销毁佛像，集中铜材于福州铸钱。当时铸造的钱币为“开元通宝”铜钱，钱背有一“福”字，这是福州、也是福建历史上最早的铸币。货币的大量铸造使用，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又有通海之便，是福建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修成福州西门至延平富沙的官道，进一步促进福州与内地的商业往来。当时福州出现了许多以“墟”、“场”、“市”形态组成的商品市场。当时安泰桥一带“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歌市酒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商贾云集，商业之繁华可见一斑。是时福州城内户盈罗绮，市列珠玑，里巷绸密，人物骈阗，其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十分繁荣。福州港是唐代著名的国际贸易港，与东洋、印度洋、南海诸国有商贸往来。唐代诗人包何有诗描述福州对外贸易的盛况：“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保存至今的唐代《球场山亭记》碑刻也记载，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廛闭阗阗，货贸实繁”，描绘出当时福州作为贸易口岸繁盛兴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