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惠泉的弟弟庄朝松，也是一位抗日英雄和烈士。他是《南洋商报》校对部主任，积极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时，他逃到马来亚新山原故乡老师廖秋史家，在新山找到关系，又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经常与“抗盟”联系，并由廖光生介绍入一家台湾人办的“南洋日货社”任职以作掩护。

　　一天，庄朝松上街理发，见到一个叛徒带日本宪兵骑自行车朝他冲来，他急中生智，迅速冲入小市场里，绕小路返回住处。他找到人民抗日军的“交通”人员，想进入山林打游击，当时大家认为工作不一定只是打游击。于是他就决定混进日寇建造的机场。

　　班兰机场是日寇开筑的，规范宏大，工人千万计。庄朝松即由一个文化人变成纯粹的工人。从此，他忍受痛苦，干起挑土开路的粗重活，把抗日的使命放在肩上。他机敏地大量收集场内重要的情报，快速传递给人民抗日军，这一时期的表现是他生命史上所不能泯灭的杰作。

　　1944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中午放工，庄朝松回到宿舍与一工友煮熟了饭，等待另一个未回的工友同进膳。这时，几个叛徒带着日本宪兵警察突然闯进来，另一位工友迅速从后门逃走，庄朝松脚下的鞋还来不及穿，只好挺身应付急变。日宪警在屋里搜了一遍，似乎没找到要抓的人，就将错就错抓走了庄朝松。

　　庄朝松被押到新山警察局特高科的秘窖里审问。那些叛徒与他并不相识，但他们把认定的罪状加在庄朝松身上，强迫他招认。庄朝松一直否认和辩白，但都无济于事，他在经受毒辣的殴打及电烙的苦刑后，坚定地下了决心，坚决不牵连任何人。

　　在特高科的临时拘留所监禁了一个月左右，庄朝松被移送新山的大牢狱里去。他视死如归地立下豪言壮语：“倘要我做叛徒，不如走上吊刑台！”

　　在法院的审判中，日本法官无理地宣判庄朝松绞刑。庄朝松愤怒中带着光荣的微笑，因为敌人直到最后也还不知道他确实是干什么工作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44年5月17日7时55分（马来时间），庄朝松在新山牢狱内的吊刑台上壮烈殉难。

　　临刑前，刑卒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只是短短的一句话：“许多人会更英勇地走着我未走完的路。”

　　庄朝松，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壮烈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人生旅程。

　　庄惠泉在一篇哭悼其弟的文章中说：“我始终以汝为我家中后起之秀，倘天假以年，必有所成，孰知汝竟以身殉国，伤哉！”“据汝之患难挚友张标亲君告我，汝受刑之前曾云，倘若我做叛徒，不如走上吊刑台，壮哉我弟，我书至此，我泪枯竭，我心酸痛，我手颤抖，我目晕眩……”“我弟以一记者后进，赴汤蹈火，取义成仁，与林烈士谋盛殊途同归，并垂不朽，其忠贞义烈，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并永。有弟若此，足光门楣，弟为中华民族之好儿女乎!”

　　抗日战争胜利后，庄惠泉创办马华印刷有限公司，自任经理，并参与投资创办华侨合作社。1947年被选任国民政府华侨委员会委员，曾往南京赴任，次年重返新加坡，参与组建马华公会新加坡分会，出任阁员兼秘书。1955年，庄惠泉参加新加坡民主党，任该党执委。1956年，民主党与进步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他任该党中央理事会理事。

　　庄惠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敢说敢为，素有“庄大炮”之称，在新加坡独立前为华侨社会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的主要活动家之一。他曾在维护华校学制斗争中遭英殖民当局逮捕。他还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新加坡安溪会馆常委、新加坡庄氏公会司理及会长、同德书报社负责人、玉露俱乐部执委、崇文学校董事等社团要职。1972年至1973年主编新加坡安溪会馆金禧纪念特刊。

　　1974年1月，庄惠泉在新加坡病逝。他生前将其所收集的有关新加坡、马来亚华人抗日资料(包括光复时接收的珍贵文件及136部队所存档案等)，委托许云樵教授着手编纂。书未出版，庄、许先后辞世，再由蔡史君加以修编，于1984年10月出版，书名《1937—1945新马华人抗日史料》，全书约180万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成为见证新马华侨华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文献。（陈克振）

责编：林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