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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也风流

蔡忠

　　活跃在北宋仁宗、英宗时期政治舞台上的福建兴化(今莆田)人氏蔡襄并无显赫的政治背景，踏上仕途完全是依凭自己的勤奋和天资。18岁那年，他以一个农家子弟的身份考中进士，之后．担任过馆阁校勘、三司使以及福州、开封、泉州知府等职，还被封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

　　蔡襄谠言正色，破奸发隐，从不搞拍马溜须的勾当。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弄权，遭报复，被贬饶州(今江西都阳县)，余靖、尹洙和欧阳修或上书宋仁宗据理力争，或致信司谏高若讷斥其不辨是非，触怒吕、高二人，一干人马通通被贬出京，一时万马齐喑．只有24岁的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等而讥高若讷．此诗“都人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充分体现了他忠直刚正的政治品格，成为千古美谈。担任三司使总理财政，对于一介书生而言，是一道严峻的课题，他依然殚精竭虑，亲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财政管理制度，权衡天下盈虚出入，划剔蠹敝，量力以制用，为宋代还不太成熟的财政制度提供了模式。他的地方官也当得十分出色。福州民俗重凶事极尽奢侈，病者不服药而迷信鬼巫，他到任后，雷厉风行地加以革除，还甄选培养了一批平民医生为民众治病，并兴办学校，亲自授业，使“闽俗丕变”，为此，“州民刻石以记其政”。历时十年兴建泉州万安桥，堪称蔡襄平生最辉煌的一件事，自那以后，泉州民众往来万安渡口再也不必惊惧浪急涛险了，这位心系黎民的太守．在古代桥粱史上大大地风光了一回。   

　　蔡襄在福州知府任上．曾经在上元日命令百姓各家燃灯七盏以欢度佳节。当地名士陈烈作大灯丈余，上面写道：“富家一盏灯，太君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知悉后，不仅不怪罪陈烈，而是立即罢灯市，并尊这位敢于冒犯太守威严的陈烈为师。更令人钦仰的是，他还为自己立下戒箴：往也莫遗．来也莫知，往何弗耻，来何弗思；耻勿惮改，思然后规．日规月改，虽过奚为？这种知过必改虚怀若谷的胸襟，在古代社会尤其难得。   

　　然而，蔡襄的晚年极其不幸。他在泉州任知府时，处治过贪赃的县令章拱，这个章拱不悔过自新，反而四处造谣说蔡襄曾反对立英宗为太子，引起英宗对蔡襄产生疑忌。幸当朝重臣韩琦相救，好不容易躲过劫难，遂自请外放杭州，以为至少可以“画堂歌吹暂欢娱”，谁料想，又叠逢丧变，老母长子相继先他而去，1067年，他也奄然而逝，一代名臣就此陨落。

　　提起蔡襄．人们就会想起他的书法。书法史上将苏、黄、米、蔡并称为“宋四家”。苏东坡在诗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黄山谷是书法家兼诗人，开创的江西诗派风格绵延流长，米芾擅书法绘画，“米家山水”是他绘画的“品牌”，“宋四家”中的前三家指的是他们三位，是没有疑义的。四家中的“蔡”到底指的是谁，长期以来却是莫衷一是，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二种：一种认为指的是蔡襄，但次序弄错了，蔡襄年长苏、黄、米一截，以古代社会伦理纲常的长幼关系而言，该居四家之首，是不该“忝陪末座”的；一种认为原指的是蔡京，只是因为蔡京是奸臣，人品为人们所不齿，只得撤下，换上蔡襄。   

　　蔡京也来自兴化，而且也善书。蔡襄去世时，蔡京刚中进士。据说，当时他为了攀附门阀，自称是蔡襄的族弟。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在他的名著《水浒传》中写道：“吴学究道：‘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以致现如今还有论者以此为据。实际上，小说家言往往是信不得的。蔡京的字，偏爱他的徽宗也无片言只语褒扬，而那个“胆大妄为”的米芾在徽宗面前也说他不得笔。蔡京的年纪比米芾大了五岁，按蔡京熏天的权势，他是断乎不甘屈居米颠之后的。以此观之，“宋四家”之说，并非北宋就已定鼎，后世人们既然恶京为人，是不会再往他脸上贴金的了。“蔡”为蔡京之说，是立不住的。   

　　蔡襄在宋初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是有公论的。欧阳修是仁宗朝文坛“大腕”，他引以为平生快事的《集古录序》，单请蔡襄书写，他说：“《集古录序》鄙文无足采，第君漠(蔡襄字)笔法精妙，近时石刻罕有也。”他还认为，蔡襄独步当世．然而谦让不肯主盟，这足以证明蔡襄在欧阳文忠公心目中的地位了。苏东坡则更明确地宣称，“独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甚至断言蔡襄去世后，笔法衰绝。在苏、黄、米尚未崛起之际，宋初书坛能提挈时风、上承唐法遗绪而下启宋意新风的，苏东坡与欧阳修，都认为非蔡襄莫属。有人或许会说欧阳修与蔡襄甚为莫逆，而苏子瞻是欧之门生，所论不免有感情倾向。那么李清照流离失所中置“家资荡然无遗”而不顾，将蔡襄墨迹列为“与身俱存亡”的“宗器”，当不是心血来潮。侍弄出瘦金书的徽宗以万乘之尊肯定蔡襄书法包藏法度，停蓄锋锐，为宋代的颜真卿，怕也不是“情有独钟”。身前身后，倍受文坛书坛大家的青睐，蔡襄位列“宋四家”当是无可置疑的。   

　　首先提出蔡襄是“宋四家”之一的应是宋末元初的王芝，遗憾的是他没有排列出次序来。元朝的宇文公谅倒是在蔡襄《书晋陆机寒蝉赋》的跋中揭出宋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这四大家，但蔡襄为何位列老四，我们依旧无法探知．这是一个谜。只是宇文公谅把蔡书与唐代书法挂起钩来．倒是为我们提供了蔡襄作为承唐启宋的枢纽人物的有力证据。承唐启宋，正是蔡襄在书法史上最让人敬仰的地方。

　　蔡襄与欧阳修诗文酬唱书艺切磋，是宋初的一段佳话。蔡襄于欧阳公处可说是获益良多，别的按下不表，单是欧阳公丰富的金石藏品，就令人艳羡不已。先秦篆书结构十分灵动，增损挪移自然随意，但秦汉大一统后，这种太朴之中饱含的艺术素质湮灭尽净，蔡襄独具慧眼，在跋《韩城鼎铭》中敏锐地加以指出，这一点，可谓极富艺术表现鉴赏力。蔡襄对汉隶、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也颇有研究，且能够指出《瘗鹤铭》非王右军所书，以为楷隶参半．非清简虚旷的魏晋韵致．指出《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兼后魏遗法，这些无不说明他学问渊博目光如炬。   

　　宋书尚意，行书自是大行其道。蔡襄也善行书．风格不像苏子瞻天马行空、黄鲁直飞扬激越、米元章风樯阵马，更接近魏晋潇洒闲雅的气度。从跋《范文度模本兰亭序》和题《唐兰亭》、《兰亭模本》、《褚模楔帖》、《王右军平安奉桔何如三帖》、《柳公权书兰亭三帖》等，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对大王书风是如何的烂熟于胸了。蔡襄对王羲之的膜拜或许比米颠还要虔诚。他要唤回被唐人失落，又被五代人消蚀掉的晋人尚韵风气，对宋初书坛卑弱的格调，在技巧的层面上加以梳理调摄。当然，蔡襄如果仅限于此，东坡是不会说他行书是诸体书法中最好的，还是黄山谷一语道出天机，言其能出入虞世南的堂奥。虞世南纯正的儒者风范，蔡襄心仪其为人的同时，对他温柔敦厚的书法，一定也效法日久。至若行笔的轻盈敏捷和结体的宽博伟岸，自是私淑褚遂良的妩媚绰约和颜真卿的堂庑宏大，布局的疏朗空灵则是五代杨凝式的韵致。蔡襄的“广结善缘”，蕴蓄出外柔内刚、笔致挺朗的翩然风姿，构建出字里行间精致又雅澹的意趣，这种意趣还隐隐然透溢出一种姿媚之态，而这种若隐若现的风华之美，却又是那么地动人情思引人遐想。

　　蔡襄的行书，以《自书诗》和简札书最为世人称道。《自书诗》诗卷，不为应酬，不为进呈御览，只是明窗净几清风送爽时把笔弄翰自我消遣，原不必焚香沐浴，书写时便全然澄神静虑，心手双畅，故而诗卷一片清机自引，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此卷初写时笔尚收敛，行中带楷。之后愈写愈放，渐变为行草，最后竟挥洒成小草。通观全卷，转折处提按分明但不直露，每一笔结束后再徐徐地进行下按，如山间溪流纡徐而下，有一唱三叹之妙。

　　宋高宗赵构做皇帝不怎地，书法却造诣颇深，评论也允推精当，评品蔡襄为“宋之鲁公”，就让人信服。鲁公者，唐朝颜真卿是也。整整宋朝一代，不论是名声煊赫的大家，抑或是默默无闻的抄工，大都离不开颜体书风的浸沐，蔡襄可谓学颜最精到者。学颜精到带来的好处，是使他成为宋代罕见的善写丰碑巨字的能手，这一点连以豪放称著的苏东坡也相形见绌，我以为蔡襄能够以一个宋初书家身份屹立于古代书法史的本钱正在于此。他的丰碑首推《万安桥记》。明代的王世贞或许亲眼目睹过此碑的巍峨，他甚为确切地指出此碑完全取法颜真卿，风格雄伟遒丽，堪与万安桥争胜。有了王世贞“遒丽”的提示，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假如把这通碑移至湖南浯溪碑林，置于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旁，一定会让人挹出二者的微妙差异——蔡书在雄浑之中难抑清秀。

　　《相州昼锦堂记》是蔡襄端楷名作，《金石续录》赞为端重严劲，绝类鲁公。依原刻而观，的确是地地道道的颜书风范。昼锦堂是重臣韩琦所造，文章又是挚友欧阳修所撰．蔡襄自是不会等闲视之．但态度过于恭谨，用心过于良苦．以至每一字必写数十赫蹄，等到字字出入合辙力为成篇，就不甚可取，难怪世人讥之为百纳碑。字一经百纳，则有杂凑之迹而失顾盼之情。想来米颠评蔡襄“勒”字，大约即指他作楷过于精工而稍滞不大畅吧。欧阳修对此也有微辞；如礼法之士，盛服斋居，不敢稍有舒肆之意。至于赵子昂“周南后妃”、米芾“少年女子，多饰繁华”之类的评语，未免不够中肯。尽管蔡襄显而易见没有苏黄米那样浪漫狂狷的才子相，也缺乏潇洒倜傥的文人气质，但轻歌曼舞、媚丽婉约也不合他意，他只是顺乎本性。顺乎本性，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准则。他崇尚君子藏器，要含蓄自持，故尔，其书总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风格不能汪洋姿肆，要温文尔雅；不能太强调笔划提按顿挫的动宕感，要平实稳健；结构不宜欹侧险绝，而要端庄；章法不宜错落迭宕，而要浑成。如果要在书史上寻觅出相类似的风格范本，我宁愿将其拟之为汉之《乙瑛碑》或《礼器碑》端严而典雅，一派醇儒风范，究其本质，温柔敦厚乃尔．

　　温柔敦厚，正是蔡襄作为书法史风流人物的魅力所在。

责编：林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