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琅性格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通过通过百度的词条，让我们对施琅个人性格的考察，庶几能够获得对施琅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性格直率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2)，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意在南下勤王，施琅劝说其放弃此举。史料记载，“左先锋施琅入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郑成功）思之’。藩知来意，心衔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从当时形势看，郑成功南下勤王实为错误的策略，郑成功自己也说，“有报自行在来，二酋己下广州，即到广省，先复惠潮矣。又郝孽归清，此处终非久居”，镇守南粤的陈豹亦说：“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难舍也。不如将此南粤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俟有信，请藩主亲行，未晚也”，此说甚是在理，然郑成功认为“我（成功）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师，虽越山逾海，义当趋附，岂暇谋及身家”(5)？那么，施琅为何要以梦说来劝阻郑成功呢？施伟青先生认为，“其时，陈豹正面建议己被驳回，施琅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当时人的迷信思想打动成功”(6)，此说甚是。然黄典权先生认为施琅“临阵闪避，情殊难恕；兼之托言梦寐，尤有动摇军心之嫌”(7)。显然此种说法有失妥当，施伟青先生对之已有评断，兹不赘述。还有学者认为施琅劝阻郑成功南下，是因为“他和一般海商阶层一样，不愿花费过多力量南征北战去支持南明政权”(8)，此说当有合理之处，但认为施琅代表海商阶层劝阻成功南下似难以令人信服。总而言之，施琅不顾个人利益劝阻郑成功南下勤王，导致失去军权，可见施琅的为人性格。(3)，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清福建巡抚派马得功乘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机袭取厦门，郑军战败。施琅并不以此时乃“假回闲员”而作壁上观，相反，他积极观察敌情，组织军队反击清军，并成功夺回厦门。由此可见施琅性格正直。事后，郑成功行赏，施琅以厦门己失、虏又生还，辞不受，此处亦可见施琅为人直率。此后，施琅不从郑成功移师后埔扎营操练，甚至“竟自削发”，及率众碎黄廷家器等行为，作何解释？一则施琅怒成功不归还自己的军权，二则郑成功猜忌不信任施琅，三则施琅易冲动，不够成熟，不知变通。施琅这一性格在其降清之后有明显改善，容后作述。(4)，曾德事件。关于此事，诸家记载有出入，《先王实录》记载施琅杀曾德是因其赴成功处求拔为亲随，施伟青先生据《福建通志·施琅传》、《清稗类钞·武略类》、《郑成功传》、《襄壮公传》、《八旗通志·施琅传》等书记载，认为“曾德是犯法当诛的逃兵（逃将），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9)。由此亦可见施琅为人正直。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我们认为：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10)等因素有关。

　　二、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11)。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12)。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13)。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14)，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15)。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16)，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17)。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18)。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19)。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三、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20)，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l）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21)。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22)。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23)。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我们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我们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24)。（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25)。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26)。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27)。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28)。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我们认为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