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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
http://wmf.fjsen.com 2009-01-21 17:04   来源:文明风    我来说两句

  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奉旨专征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岛不战而下。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站在维护国家的一统和安全,巩固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高度,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真知灼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除了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外,再也没有离开过祖国的怀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南海疆宁靖,两岸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坚韧不拔。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清廷起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开辟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自称克台是为国为民尽职,对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以上几个方面显现施琅攻打台湾不为私仇,而是为统一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施琅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迁界”。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直到1683年他率兵占领台湾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一望良畴”。人民无限感激施琅,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看到大明最后一块抵抗根据地终于沦陷了,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康熙三十六(1697年),施琅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黄塘虎窟。此时康熙帝御旨追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其是,“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名将,施琅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诸如大一统思想,海防和海权思想,不畏艰难险阻的意志和毅力,敢于据理力争、知无不言的作风,还有他的文韬武略等,这一切都值得理直气壮地纪念他。

  争议人物

  反方:

  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正方:

  (一) 气节道德。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首先是语境不同。在我看来,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但是,我们所处的今日中国,是一个在世界近代史进程确立的多元一体之“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构。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株执夷夏之辨的文化中心主义,将民族文化的差异可以放大凸显,只会是仇者快而亲者痛。如果真有什么“政治不正确”,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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