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原研究的困惑

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在孔子还原研究中，我们首先接触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两千年间大量的孔子研究，究竟是在研究本来的孔子，还是在研究历代儒林人士和统治者层层叠叠地给孔子附加上的涂饰？

孔子从春秋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演变成圣人，经历了周秦时代的“前圣人时期”，从汉到清的“圣人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失圣人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圣人时期”。

在这两千余年中，“圣人时期”所占的时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孔子受到一浪接一浪的学术上的解读和政治上的诠释，积累不可谓不丰厚。同时又颇有一些“圣人之徒”，以千差万别的姿态和色彩，对之进行着闪耀着灵光的装扮、涂饰和改造。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如何，以及孔子思想的本来，从而能够在本来状态中透视孔子及其思想力量的来由和去向。

我们不妨看一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失圣人时期”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教训。由于近代史上袁世凯的祭孔和推行在学校读经，以及后来的军阀、政客和侵略中国的日本的崇孔等等别具用心的开倒车行为，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潮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前后，出于现代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曾经把批判孔子当作诊治“中国愚弱病”的文化战略的构成。

细心考察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主要的也不是批判本来的孔子，而是两千年沉积下来的对孔子的解释和涂饰。批判的结果，使孔子头上的灵光和脸上的涂饰消解了，剥落了，颜容黯淡，斑斑驳驳，显出一副迂腐相或者滑稽相。剥除涂饰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涂饰剥落之日，或许就是事物本真呈露之时。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清理一下，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剥落孔子涂饰之时，到底留下什么文化启示。

鲁迅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几乎读过全部的“十三经”，但他当时的思想趋于启蒙的异端，文艺上提倡“摩罗诗派”。鲁迅在杂文中又以调侃的笔墨作所谓“学匪派考古学”，他以带叛逆色彩的“学匪”自我戏称，对孔子抱着一种“并不全拜服”的态度，写下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既然态度属于“并不全拜服”，他采取的就不是崇拜圣人的姿态，在一边调侃、一边推衍中，为自己保留足够的精神自由，就连文章标题也显示几分无拘无束的吊诡。看他这样调侃儒家“中庸”的思想方法：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鲁迅看问题，总是透入一层，深入到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看到了人文学理的创造存在着某种“病灶效应”。透视这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实也是触摸到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战国之世，社会混乱，战祸频仍，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岂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可言？鲁迅引用来自儒家经传《尚书·泰誓》“除恶务尽”一语，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食肉寝皮”一语，来说明中国人并不中庸，可谓切合孔子发表中庸言论的时代情境。历史真是富有戏剧性，乍看起来，鲁迅与孔子思想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却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调侃之间，不期然而遇合。就仿佛在登山，一个从东面出发，另一个从西面出发，相距可谓遥远，但一旦“会当凌绝顶”，在“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却不期然而遇合。这种殊途同归，也许就是思想史上有意味的吊诡。但是，吊诡中存在的真实，有时是更深刻的真实。从中可以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切中要害地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孔子思想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的放矢，对于中国社会的病根和病灶，具有潜在的针对性。这就是孔子思想的力量由何凝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