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大工地”，如今已是旧貌换新颜。杨连禄 摄

1985年，省委省政府授予三明“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这是全国第一块“文明城市”的牌匾。（资料图片）

    城市就像一个大工地

    三明市区原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小镇，“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出于战备考虑，于1958年建市，着力工业基地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建设大军，云集于此，“白纸绘新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3年，21岁的林爱荷辞了老家永泰县蒿口镇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追随丈夫来到三明，“为‘三线建设’添砖加瓦”。

　　接下来的十多年，林爱荷对三明的印象没有一点改观，一如既往的“脏乱差”。

　　“由于‘先有工业、后有城市’的特殊历史背景，三明长时期地‘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工地。当时都流传这样的说法：三明三明，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社会不宁。”忆起往昔，离休干部、原三明市劳动局长余养仲还不住摇头，“那时三明怎一个脏字了得。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养鸡养鸭。市区的公厕少，管理差，每到雨天，污水横流，垫着砖头才能进去。”

　　“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左’的影响，大上大下，失误不断。使三明长期处于‘大工地’状况。市民生活和城市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工业污染严重，垃圾到处都是，市内交通拥挤，商业网点少，服务质量差，有些青少年无事生非，走上邪路，扰乱社会秩序。”离休干部、原三明市咨询委主任龚人左说，“这些之外，当时三明最大的危机是人心思去，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几年，每年都有上千名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调离。”

    三把火从“破难”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浩劫初过，理性回归，百废待兴。

　　1979年底，邓超被任命为中共三明地委书记，袁启彤为地辖三明市的市委书记。 “面对‘烂摊子’，两位新任书记达成共识，决定‘以城市工作为重点’。邓超还提出了‘政治安定，治安良好，生活方便，环境优美，民风高尚’的20字目标。”龚人左说，“转型工作千头万绪，新领导决定先抓几件群众最关心、又可能解决的事情，以尽快打开局面。”

　　当时，三明市民生活存在“十难”：办事难、住房难、购物难、行路难、休憩难、看病难、买菜难、买煤难、上公厕难、乘公交车难。新官的三把火，就从“破难”开始。

　　“三明的行政区划多次变动，加上中央、省、地管辖的工矿企事业单位地盘和人口都占市区三分之二左右，条块‘割据’，政令不畅，‘破难’很难。”龚人左说，“但领导的决心和力度也大。”

　　当时实验小学门口有个旧厕所，粪便四溢。学校呼吁拆除十多年，都无人理睬。领导就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厕所边开现场会，让“臭气”清醒大家。领导又带头淘粪、填土、拆厕，问题当场解决。

　　龚人左说，“建麒麟山公园也颇费周章。有的干部想不通，花百万元建公园，还不如建几个厂呢。后来邓超在许多场合解释说，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找不到地方，市民会休息才会更好地工作呀。最后争论才平息。后来公园开园，真的万人空巷。”

　　随着一件件民心工程的落实，“大工地”三明渐露新颜，有了城市模样。

　　“真的是一天一变样，好比看着一个流浪儿渐渐出落成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对20世纪80年代初三明的巨变，林爱荷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