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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洋庄乡小浆村张山头自然村，海拔768米，现在册村民26户126人，这里曾是闽北红军中医院、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团驻地。

近90年时间里，1000多位红军长眠于张山头村后山，既无档案记载，也无名分认定。

2016年，一方刻有“红军墓”“三一年立”字样的碑石被发现。此前，这里只是村民口中的“后山老坟”；此后，1000多座红军墓葬的核查、申报、保护工作迅速启动。

10年间，有人查阅海量文献查证史源，有人循线而来确认烈士亲属下落，有人守在文保一线让牺牲者安身如初，有人多方奔走希望更多人“看见”张山头。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大众“看见”的10周年。记者再次来到张山头红军墓群探寻——这座曾经“无名”的墓群，如何安放1343位“无名”的英魂？

一次普查牵出两处遗址

深秋的张山头后山，阳光透过竹叶洒在墓群间，墓冢沿山势铺展，红飘带在光斑里飘荡，像有人轻舞着小旗。

今年清明，杜鹃花开了，1343座“无名”红军墓群更显肃穆。吴智成 摄

“2010年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武夷山市共确认94处革命遗址，约占闽北革命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张山头红军墓群当时未列入。”提及闽北革命遗址家底，罗永胜脱口而出。尽管已从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职务退休近3年，他对此依然能随问随答。

如此熟稔，但2010年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期间，时任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罗永胜，听到村民反映张山头“有1000多座红军墓”，还是吃了一惊：“这么多？”

反映情况的杨学文从小在张山头长大，小时候放牛、砍柴经常经过后山墓群。他的爷爷告诉他：“不怕不怕，这里埋的都是好人。”

杨学文的爷爷曾是协助红军看诊的中医，奶奶曾是红军洗衣队队员。从爷爷的讲述中，他慢慢拼凑出“张山头”的故事：这里曾经“家家都是住院部，人人都是护理员”。伤员收治最紧张时，担架沿路边排开，有的抬来时还有气息，晚些时候便没了声息，有的疼痛难忍性情急躁，有的伤势见好便想重返前线。作为医生的爷爷一边治伤，一边安慰。

接获杨学文提供的线索，罗永胜随即带领相关人员上山核实，进村的机耕路扎破了车胎，他们只得继续步行两小时。调查后，他以“张山头红军中医院”“张山头红军烈士墓群”两个名称向上申报革命遗址。前者于2012年顺利入列全国革命遗址名录，遗憾的是，后者因证据不足未能入选。2015年，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北上抗日先遣队图志》时来到武夷山，罗永胜再次汇报了两处遗址的有关情况。

2016年3月，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组来到张山头调研红色遗址情况。时任武夷山市政协副主席的金文莲作为洋庄乡挂点领导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人举行简朴而隆重的祭奠仪式后，来到了墓群所处的山林，金文莲第一次看见杂灌乱草间成片的红军墓群，“被深深震撼”。此后，金文莲同时以记者和政协委员的身份推动为张山头红军墓群“正名”。

金文莲（左三）在墓群旁向参观者介绍张山头的历史。丁李青 摄

在多方奔走呼吁下，此事引起了省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武夷山市随即成立“张山头疑似红军烈士墓群核查工作领导小组”。

时至今日，金文莲的案头常年压着数十件文件资料，几乎件件与张山头有关。10年后，她仍记得，“正名”之难，难在“证明”：如何确定这里埋葬的是红军？

转机出现在2016年5月13日，当时参与核查工作的村民在两人多高的杂草丛里发现一方矮石，隐约露出“红军墓”“三一年立”字样，以及一枚五角星。文物、党史部门考证鉴定后，确认该处为红军墓葬群。

“无名”墓群身份就此“一锤定音”。

一场接力为红军墓群“正名”

“红军墓”碑石被发现后，武夷山市多次召开张山头红军墓保护工作推进会。会上，文物部门提出“以申报带动保护”的思路，通过逐级申报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文物保护规格。

为此，武夷山市成立的材料组共查阅6万余卷档案、100余万字史料，走访了28位“五老”后代，整理出25份笔录和录音，张山头的红色历史逐渐被勾勒出来：1928年上梅暴动后，村里设立了红色医疗点，之后设在闽北分区委驻地的红军医院迁至这里合并，称红军医院；1931年秋，红军医院正式改建为闽北红军中医院；1935年，因国民党军“围剿”，医院随机关撤离。其间，由于封锁“围剿”、缺医少药，许多红军伤病员救治无效牺牲后被就近掩埋，形成了墓群。

这场史料钩沉，还意外圆了一场寻亲接力。材料组组长罗永胜在文献中发现，闽北红军独立团的继任团长潘骥，是牺牲在张山头的红军之一。两年后，这条线索经媒体扩散，被潘骥的孙子潘迪渊得知——潘迪渊父亲在去世前嘱咐他，一定要找到爷爷的下落，这也是他奶奶的遗愿。2019年清明，潘迪渊将一抔墓地的黄土带回江西老家，这感人的一幕经媒体报道持续发酵，张山头由此为公众熟知。

在潘家寻亲的同时，为墓群“正名”的行动也在推进。经过艰难的考据和申报，张山头红军墓群先后在2018年、201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夷山市文物与文化遗产管理所原所长赵建平深度参与了当时的相关申报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张山头村当知青：“当时红军医院的医生、护理员、木工都还健在，我就听他们说过张山头的故事。”

武夷山人与红军的渊源近乎“随手可触”，赵建平家就“为革命贡献了4位红军”。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落实他家红军家属身份。让赵建平抱憾至今的是，当年的证明资料没有留存，等他后来走上党史研究这条路，再想回头取证，“已经彻底错过”。

赵建平个人的遗憾，正是张山头红军墓群“正名”困境的缩影。由于文物不宜发掘，也无史料记载，申报组为确定“是不是红军墓”“是否都是红军墓”等问题，以普查、走访、甄别等形式做了大量工作。赵建平犹如参与了一场“与亡人的对话”，写完申报书，半年缓不过劲来。

步道连接墓群和山顶的炮台遗址，方便访客近距离瞻仰。金文莲 摄

申报落定后，接力棒交到了武夷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手中。今年5月、9月，张山头红军墓群分别被认定为县级、市级烈士纪念设施。

此次认定“最大的难处在于墓群性质的认定”：按照现行要求，需对每座墓墓主身份进行烈士认定，而埋葬在张山头的红军因当时形势所迫，大多没有姓名，全国也无同类先例可参考。在国家有关部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指导下，武夷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探索出一条认定新路径：把这批无名烈士视为为革命牺牲的群体，将墓群整体认定为安葬革命牺牲人员的纪念设施。目前，当地正在逐级申报更高保护等级。

从此，张山头红军墓群有了“烈士”身份。

一处山头成为红色丰碑

1930年，毛泽东在闽地行军时写下《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词中的“路隘林深苔滑”，写尽行路之难、革命之难；词中的“武夷山下”，正是张山头所在的山脉。

90多年后，武夷山下的“红旗如画”有了实景：远眺墓冢间的红飘带，漫山绿野一片红——2016年，为核查墓冢数量，工作人员就地取材，以竹片标记墓冢，用红漆写明编号，系上红飘带使其醒目。红色标识延续至今，成了墓群的标志性符号。

墓群所在的竹山，原是村民赖以生活的生产资料，如今被征收保护。吴福华家的竹山也在征收之列——10年前，他正是在此和核查组人员一起发现了“红军墓”碑石。他与红军的缘分不止于此：“我奶奶也是红军洗衣队队员。”如今他被聘为墓群巡护员，常常穿过村里新建的中医院展陈馆、竹寮，沿着红军古道上山巡护，墓前竹片也换了更加结实耐用的镀锌板，红漆化作红字，红飘带依旧。

张山头红军墓纪念碑前，常常有自发前来瞻仰的群众，他们自带鲜花，向长眠在青山竹林下的红军先烈默哀、鞠躬，表达崇敬之情。丁李青 摄

在多方努力下，红色故事也渐渐走出张山头，被更多人“看见”。

2019年底，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把张山头红军墓群的故事搬上舞台。金文莲和当地干部看完第一版剧本，觉得“不对”——对白念出来的是北方腔调，不是闽北方言。后来，剧院重新请人执笔，几番修改琢磨。2021年，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剧院和武夷山市的支持下，话剧《红军·1343》成功上演，并接连在全省多地演出，走向更多观众。

在话剧首映的同一年，关于张山头的第一本书籍《张山头红色故事集》编撰完成，成为党员干部学习教材，另外4本张山头红色书籍的资料收集整理、书稿文章编审工作也陆续启动，其中2本计划于今年内出版。

今年9月，武夷山市邀请话剧《红军·1343》主创团队赴月映武夷剧场实地调研，探索该剧落地演出的路径，同时计划将之改版提升成“一堂课”的长度，与张山头正在规划建设的研学基地相衔接。

“村里民房已完成征收，正按红色研学基地的功能定位改造，通村道路、旅游公路已经建好了，红军古道也整修好了。”洋庄乡党委书记叶唯沁介绍，“虽然项目还在建设，但已经有很多群众自发来到张山头。”

中小学生研学、素质拓展、徒步与骑行、生态公益……研学基地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见证了张山头10年变化的金文莲感慨：“信号通了，电通了，路通了，人就通了。”

同样见证这些变化的，还有山上的1343座无字丰碑。实际上，受地形、植被等限制，不排除周边仍有未发现的墓冢。在罗永胜看来，数字可能变动，但永远不会变的，是“这处墓群作为整体的存在，以及它铭记的无名者的牺牲”。

红色足迹，未止于张山头。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次年1月，医院随机关从张山头撤离，留守闽北的红军部队转入山区，坚持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战爆发，被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抗日前线。

在张山头红军烈士重新被大众“看见”的2016年，赵建平退休。他继续沿着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走过的路线，寻访当年的亲历者，重新发掘那段烽火岁月，以告慰革命先辈——

“你们所为之奋斗的、为之牺牲的，今天都已到来。共和国没有忘记你们。”

记者手记

从“看见”到“铭记”

面对革命先烈，我们为何铭记、如何铭记？

考索历史细节，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并提醒着记者：牺牲的英烈，并非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即使在采访前已经阅览诸多资料、图片，墓群骤然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心头仍会为之一震。这恰是墓群实体存在的意义——在铭记的抽象和具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铭记，不只是记住。在烈士纪念设施认定工作中，“整体认定”的思路，不仅是一次制度创新，更与中华民族的纪念逻辑一脉相承——虽然无法知晓每个人的名字、生平，但是我们记得这个集体，使我们所铭记的一切，内化为民族集体记忆，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张山头能有今天，真的很不容易。”这是贯穿采访全程的感受。进村采访前记者以为，张山头村位置偏僻，发展受限。然而，在张山头自然村所在的洋庄乡下车时，眼前的情况出乎意料：有工厂，也有宽阔平坦的道路，一派现代化的模样。山上虽然还在建设，但已初具雏形。10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无数人为此付出心血——为了“正名”，为了讲好张山头的故事，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张山头。

这些都成为“铭记”的生动注脚：不仅仅记住历史，也致力于给历史寻找一个当下的落点，让历史得以传承。张山头“今日向何方”？答案或许仍在探索，但脚步一直在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