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平

书院是传播文化的地方，也是作育人才的地方，特别是宋代的书院通过藏书、讲学、祭祀三大功能，用义理灌溉学子，培养他们修身进德，改变气质之性。这是书院教育的核心。

变化气质要读书，因为读书明理。这是书院教育的基础。

讲学是读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讲学受时空限制，人们更多的是静心阅读。《诗经》说读书方法有二：“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前者师友二三人相互切磋，是为道学；后者个人一边阅读，一边琢磨，是为自修。当然，讲学也罢，切磋也罢，自修也罢，意在通过读书明白事物的道理，进而变化气质。理学家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本然之性，是善性；后者禀受天地之气之偏，可能有恶。读书明理，变化气质，就会回归天命之性。

读书明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理学家说的天理，包括自然法则和社会准则。书籍记录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的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读书就是要明白书中之理。不能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大学》说的格物致知包括两个面向：一是在广度上用功。程颢说：“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世间万物林林总总，循序渐进穷理才能融会贯通；二是在深度上着力。朱熹说：“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理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致知”是知之至，知至而后理明。

读书也是一个释疑的过程，需讲求方法。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书籍记录历史，但未必完全，且观点各异。读书不是死背教条，必须带着问题读，并参订各家之说，解决心中的疑问，涣然冰释才是读书的最佳效果。比如，儒家的“厚葬久丧”为何遭墨子批评？读《墨子》才知道：“三年守丧”，男不能耕，女不能织，如何度己度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大量的财物随葬，富裕之家变成贫困之家，贫困之家雪上加霜。读书明理就是要释疑解惑，不宗一说。

读书是学做人的道理，朱熹说：“后生之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的样子。”陆九渊的二哥陆九龄反对把读书当成炫耀的资本，他说：“今人自小即教作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被称为“道南首功”的杨时批评当时的读书风气：“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可见明白事物道理是读书的目的。

变化气质需要思辨，因为思辨才能分清是非、区分善恶。这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古代教育按年龄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前者8～14岁，后者15岁以上。小学蒙昧无知，只能学一些简单的家庭事务，大学则要学事物之理。用理学家的说法，小学是学形下之事，大学是学形上之理。朱熹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又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小学所学之事是事亲敬长之类。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也可说，小学是学口耳数诵之学，大学是学为何要学这些学问的原因。

既然大学是学形上之理，那么书院就不能停留在背诵词语的阶段，而是要提高分析、思辨能力。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电脑之外，随手有手机搜一搜，还有AI，词语查找、含义解读早已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人知道在哪可以找到“天理”。“天理”的含义是什么？有何作用？朱熹说：“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缘由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古代追求声名利禄的教育多被理学家诟病，顺昌的理学家余大雅说：“今人家不善教子弟。”朱熹回答：“风俗弄得到这里，可哀。”

书院讲学的重点不只是知事物之当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强调分析、思考的重要性。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认识万物的方法由物入理，提出“有物有则”；宋代的理学家以理释经，进行理论创新，由理见物，提出“理在万物之先”。因为闻道有先后，且人有智愚，“有物有则”的弊病是见物未必见理；“理先物后”的好处在于见理一定有物，因为理寓于物。

书院要弘扬“如切如磋”的传统，启发学生思维，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比如在“理一分殊”二者关系上，既要知道理一，更要知道分殊；既要知道分殊，更要知道理一。在物我关系上，既要知道物我二分，更要知道物我一体。理何以既是形上之道，又是形下之器。因为理也像工具，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理。只有通过深度思考，才能理解“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

变化气质要改变心性，这是书院教育的重中之重。

理学家讲天、讲地、讲万物，简言之是讲物、讲理、讲人心。心何以重要？心具主宰的地位。朱熹在注释《大学》说：“心者，身之所主也。”人会做事的本质是心会做事。心之所向，行之所之，故尧舜提出人心要听命于道心。孟子对人心的认识更是透彻，他断定人善性本，但又明白人心有恶，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看成是做人的开端。北宋时期，理学家在《中庸》性、情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心的主宰作用，提出性、情由心统摄。张载说：“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又说：“心统性、情，统犹兼也。”因为心有走作（越规、放逸）的可能，所以朱熹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宋代理学家提出“理在万物之先”，一是物的世界，即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一是理的世界，万物由理派生，并且为了强调心的重要性，甚至说“心即理”。事实上，理学的本质是唯物，因为理学家开口闭口都说物，而这个物包括事物。“心即理”也不是说心等同于物、等同于理，而是强调要心中有理。有理必然有物，因为理不离物。理学家关注的是如何将外物纳为己物，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他们认为心虽不能决定世界，但可以影响世界，甚至左右世界。有道是，理无善无恶，但心有善恶。说得最透彻的是程颢，他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心的地位何其重要。

读书明理、善于思辨、变化气质，但气质的改变最终取决于人的心性。周敦颐说：“圣人之道闻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书院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彰显理学家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气象。

（作者为《朱子文化》杂志责任编辑、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