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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屡屡引发社会热议。从“三斤二两”到“万紫千红一片绿”再到“一动不动”，这些“顺口溜”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婚姻的“价格”水涨船高，更是传统礼仪异化为物质攀比的“畸形”现象。令广大农村未婚大龄男性群体不堪重负，娶不到媳妇，只好打光棍。
值得庆幸的是，高额彩礼问题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这不，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如2022年的文件提出“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的文件提出“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4年的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针对这一问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这一沉疴推至台前，重点强调“综合治理”。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要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成为社会亟需破解的难题。
高额彩礼何以成“痛”？高额彩礼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一，传统观念与经济现实的错位。在部分农村地区，彩礼被视为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或男方“诚意”的体现，甚至被异化为“面子工程”的象征。其二，性别比例失衡的推波助澜。适婚男女比例失调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女方家庭借此抬高彩礼门槛。其三，经济因素与养老焦虑。一些家庭将彩礼视为“养老保障”或应对未来风险的储备，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彩礼被赋予了额外的经济功能。此外，攀比之风盛行，导致彩礼金额不断攀升，甚至成为某些地区衡量婚姻价值的“标尺”。
莫让彩礼变味，既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笔者以为，根治高额彩礼，确实需要多管齐下，尤其通过综合施策和精准施治。一是政策引导与法律保障是基础。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综合治理”，既包括通过村规民约设定彩礼上限，也强调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从法律层面遏制借彩礼敛财的乱象。如江西14个部门联手出击，为彩礼设定了上限，规定彩礼不得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2023年江西农村人均收入为2万1358元），这就意味着彩礼的最高限额是6万元。如果女方要求超出这个金额，社会各界可以随时向相关部门投诉和举报。二是社会服务与观念革新是关键。正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那样，要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纽带作用，开展公益性婚恋服务，为农村青年搭建健康的交友平台，减少因“择偶难”催生的彩礼焦虑。如宁夏对“零彩礼”新人给予景区门票优惠，安徽太和县通过集体婚礼和就业帮扶倡导新风尚。三是经济赋能与保障是长远之策。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弱化彩礼的“经济替代”属性。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约束性规范与倡导性标准并举”，既需刚性制度“划红线”，也需柔性引导“树标杆”。如广大党员干部要起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媒体要及时传播典型案例，潜移默化改变“彩礼越高越体面”的旧观念。偏远农村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对文化传统与群众意愿要充分尊重，避免“一刀切”激化矛盾。
彩礼本应是婚姻的祝福，而非幸福的枷锁。从“天价彩礼”到“零彩礼新风”，从物质攀比到情感回归，需要政策、法律、文化、经济的协同发力，共同推进。唯有如此，才能让婚姻重拾以爱为名的纯粹，让乡村文明新风真正落地生根。（安溪文明网 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