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标准

筛选出九个陋习重点治理

记者:在社会陋习治理中，将九个不文明行为列入重点治理清单，为什么选择这九项？

郭晓芳:清单的设计有技巧，在立法调研时，我们广泛征求意见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最后列入重点治理清单的不文明行为符合三个标准。

要有广泛的关注度，全社会对这九项陋习都比较关注，都比较反感。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文明办对这九项陋习进行过广泛征集和收集，为我们的立法提供了数据支撑。最后列入清单的，是大家都普遍认可的，都认为这确实是不文明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

要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法规维护的是社会底线。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穿睡衣出门等，这行为大家也都觉得不文明，但没有危害到别人。列入清单的九项不文明行为，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机动车不避让行人、携带犬只户外活动违规、违禁燃放烟花爆竹、在公共场所吸烟等，这些都有一定的危害性。

要可执行，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整治可以达到效果的。考虑到这些陋习的多发性、常见性、执法力量有限的现实，法规选择了九项进行重点治理，并且也没有要求要一下子全城铺开，市政府可以确定一定时段一定区域内先执行，逐渐拓展开。比如行人乱穿马路，先选取几条重点道路在重点时段严管狠抓，再逐渐由点及面。

这个重点治理清单，先易后难，不是一成不变的，市政府可以进行调整，对清单进行扩展。社会文明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过程和时间，对陋习的治理如果就像撒胡椒面一下子全面铺开，反而没有重点，难以执行。

精准立法

法规处罚标准层次细化清晰明确

记者:重点治理清单中，对陋习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细化，这有什么好处？

郭晓芳:这次的法规设置非常清晰，为避免主观执法，不再是宽泛的处罚标准，根据危害性从轻到重，哪一种行为罚多少一一对应、一目了然，这就是精准立法。

比如机动车避让行人，确定了很明确的避让规则，并设定了很清晰的阶梯形处罚体系。法规要求，不管前面有人没人，机动车临近斑马线就要减速，这是生命通道，否则罚100元；如果是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若有行人正在通过，必须停车，否则罚300元。

比如行人乱穿马路，细化成6种情况，不同路口的通行规则不同，设置了不同底线。在没有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这些过街设施的道路，因为需要必须横穿马路的，在穿行过程中，不能中途折返，否则警告或者罚50元。有斑马线的地方，行人横穿时也不是肆无忌惮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效率，不能在斑马线上坐卧、停留或者嬉闹，妨碍车辆合法通行，否则警告或者罚50元。处罚最重的是在城市快速路、隧道等机动车专用道，行人如果进入，重罚200元，因为危害性最大。

社会参与

解决执法力量不足确保可执行性

记者:之前大家很关注可执行性，这部法规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郭晓芳:造成执行难，往往有两个障碍，一是法不责众，违法的人太多了罚不下去，法就被虚置了，主要原因在于法规设置不够清晰。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规制，对陋习进行了细化、精准设置。另一个障碍便是执法力量不足，有限的执法力量不可能大街小巷撒网下去，执法难最后也容易成虚法。

怎么解决执法力量不足，这部法规进行了设计。发动社会参与，建立了责任区制度，在不同区域里都有责任人，作为责任人有劝阻、报告的义务和权力。比如在禁烟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就是责任人，要劝阻吸烟的人，对方如果不听，必须要求其离开，拒绝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并且可以不退还已经支付的费用。劝阻了还不离开的，责任人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作为责任人，如果没有劝阻，也是要罚的，而且罚很重，5000元。

法规同时设置了举报奖励制度，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与陋习对抗。采用倒逼机制，“逼迫”执法部门必须作为，每年都要把查出的不文明行为情况记录下来报送文明办，作为单位的文明考评和绩效考核依据之一。还有执法便利化、联合执法、委托执法，这都是为了解决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