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9月1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　文/供图）虎门销烟不久，侨居广州十三行的画家兰官出于对林则徐的敬仰，创作了一幅十分逼真的油画像，这也是林则徐的第一张肖像油画。

蒋廷黻撰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在论及林则徐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时，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但“他怕清议的指摘”“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因为蒋廷黻的声望和影响力，他的这些论述深深影响了史学界的后学。近年来，网上出现一篇题为《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的文章，似乎专为破除“林则徐神话”而作，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锁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

鉴于这样的评价在今日之网络世界流传甚广，省委党校教授林怡觉得很有必要对林则徐的评价进行再认识，以免既诬古人，更误后人。

反对“封关禁海”动议

蒋廷黻把林则徐归为“剿夷派”而非“抚夷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生前已经指出这种“把复杂的政治态度简单化地以非此即彼分野，是不符合史实又不合情理的”。

“林公对中西间正当贸易与非正当的鸦片贸易之间的区别始终是是非分明的”，林怡认为，这决定了他能够如实审慎地看待中西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决定了他能够竭尽全力实事求是地设法稳妥地解决贸易问题，即鸦片当禁，但正常的经贸往来应该得以鼓励支持和保护。

针对曾望颜等人要求闭关锁国的动议，林则徐在《覆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明确陈述应该区别对待顽固坚持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和其他国家进行正常贸易的商人，说自从他不久前缴烟销烟立下规矩，“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吉利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指‘封关禁海’），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违抗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

他清晰明了地指出，“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唯在鸦片……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

这些足以看出林则徐区别对待西洋诸国，力图以公正开明的“法度”团结分化友和敌的政治智慧。林怡认为，林公对中西贸易关系和国与国之关系的明智决断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字里行间尽现其中。

寄望在“法度”下解决问题

林则徐是希望通过“法度”来解决鸦片问题的，还曾请求道光让司法部门专门制定针对外国人夹带鸦片行径的法律条文。

这种苦心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表述得更为具体。他不卑不亢地反问英王，“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无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细化到考虑中英和中印之间的时空距离，他还列出了切合实际的操作方法，即在新的法律实施之日起，可以分别给英国本土的商人和英属印度的商人十个月和五个月的宽限期，并且“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

但是，义律等人反复无常，在迫于林则徐恩威并施的压力勉强交出鸦片于虎门销禁后，又暗地里为死硬的鸦片贩子撑腰，企图再贩鸦片。在《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里，林则徐洞察道：“若因英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

称自己禁烟“既不敢冒昧以愤事，亦不敢示弱以长骄”，而是“一切恪遵法度”的“随时妥办”，由此可见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始终致力于在“法度”的框架内有理有节、平稳理性地解决问题，但英人凭逞武力之强，挑起所谓的“贸易战争”，这并非林则徐禁烟之过，更非林则徐禁烟之罪。

在后来中日交恶的时候，蒋廷黻终于悟出：“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同理可证，林则徐禁烟之际的中英局势，英人既要侵略我们，那么，林则徐的备战和主剿本是天经地义的保家卫国的正当之举。林怡说，今人或有指责林公“违背世界潮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者，这不但是无知之言，更是荒诞不经之识。

绝非卖直沽名

道光皇帝多次在谕旨中宣称不屑于广东的关贸税银，总想以封关禁海的方式解决鸦片问题，而林则徐公然屡次表明自己的看法，直接要求用关税收入来加强国防。

英军侵入定海后，他已遭非议和贬斥，却仍然不顾道光龙颜之怒，上《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说“粤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对于英人的悍然挑衅和入侵之举，认识为“惟专心内向，则外悔自不敢欺凌”，“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对西洋诸国应该“恩戚并济，操纵咸宜”，到了非剿不可的境地，就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在贬新疆后，他回信自己的老师姚春木和王冬寿，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的厄运，而依然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说：“自念福祸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对国事的这份赤诚，表明他对道光的“忠”绝非愚忠，而是以国家前途命运为“忠”。他的见识谋略，也绝非一些以“天朝”自居盲目自大的“剿夷”者所能比。

“指摘林公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国事重要，这是没有根据的判断，是有失历史公允的苛责。”林怡说，林则徐当时对英人军情有所误判，这毋宁说是林公的局限，不如说是中国历史的局限。他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觉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了，并拳拳地告诫国人应当“师夷之长以制夷”。

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在外患压顶的艰难困苦中屡败屡战，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林怡认为其中有败有胜、败多胜少、最终一胜的历史因缘依然值得当今学界深刻反思，“今日学界，对吾国族之历史，当以实事求是之精神，以同情理解之态势，审慎全面而非断章取义、分裂割裂地悉之判之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