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卖直沽名

道光皇帝多次在谕旨中宣称不屑于广东的关贸税银，总想以封关禁海的方式解决鸦片问题，而林则徐公然屡次表明自己的看法，直接要求用关税收入来加强国防。

英军侵入定海后，他已遭非议和贬斥，却仍然不顾道光龙颜之怒，上《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说“粤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对于英人的悍然挑衅和入侵之举，认识为“惟专心内向，则外悔自不敢欺凌”，“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对西洋诸国应该“恩戚并济，操纵咸宜”，到了非剿不可的境地，就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在贬新疆后，他回信自己的老师姚春木和王冬寿，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的厄运，而依然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说：“自念福祸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对国事的这份赤诚，表明他对道光的“忠”绝非愚忠，而是以国家前途命运为“忠”。他的见识谋略，也绝非一些以“天朝”自居盲目自大的“剿夷”者所能比。

“指摘林公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国事重要，这是没有根据的判断，是有失历史公允的苛责。”林怡说，林则徐当时对英人军情有所误判，这毋宁说是林公的局限，不如说是中国历史的局限。他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觉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了，并拳拳地告诫国人应当“师夷之长以制夷”。

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在外患压顶的艰难困苦中屡败屡战，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林怡认为其中有败有胜、败多胜少、最终一胜的历史因缘依然值得当今学界深刻反思，“今日学界，对吾国族之历史，当以实事求是之精神，以同情理解之态势，审慎全面而非断章取义、分裂割裂地悉之判之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