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6月20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旧五代史》说罗隐“字昭谏，余杭人”，这位唐末五代的浙江布衣文人，无职无权，却在福建留下相当多的传说。有学者做过粗略统计，罗隐的传说在福建分布的县市区至少有33个，与妈祖、朱熹、郑成功、戚继光等传说，成为最有代表性、流传面最广的福建传说。

省敦睦姓氏谱牒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王志阳甚至认为，罗隐“皇帝嘴乞丐身”的各种故事，切合了“重然诺”的闽越文化特质，影响了福建文化的开发进程。

皇帝嘴乞丐身

沙县的“做豆腐会发家”，上杭的“受过‘皇封’的地皮好种食”……“与‘分布范围广’特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罗隐传说模式的单一性。”王志阳说，这些故事主要围绕“皇帝嘴乞丐身”来展开，实属宣扬“重然诺”这一文化传统的结果。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录有古田县“罗隐的传说”七则。从“乞食命皇帝嘴”称呼由来，咒“前塔稻田无收成”，骂“烧瓦要不歇”，说“老介农民犁田不用牛鼻绳”，到最后自我诅咒而被石头压死，一个标题七则故事，“一语成谶”仍是贯串其中的最为重要的元素。

稍显特殊的，可能是建宁的“出酒井”和“南坑草鞋”两则故事，有了罗隐“改口”的情节。像“南坑草鞋”，罗隐因村民热情招待而许愿“家家户户出秀才”，后与村民起分歧，另赐“南坑草鞋南坑着，出了南坑打赤脚”的金口，但依旧是一则讲述“皇帝嘴”的故事。

至晚在明代中叶，罗隐的传说已流传到金门，只不过当地人因闽南话“罗”与“卢”音近，误将“罗隐”当“卢远”，籍贯亦改为“金门人”，但内容并无实质变化。

“金门卢远传说的重心，就在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乞食身皇帝嘴’，能‘出口成谶’的形象特色。”金门采风文化发展协会的学者陈炳容认为，其内容可明显看出是浙闽两省罗隐传说的衍化，但已融入金门的风土环境，是金门化的罗隐传说。

久困场屋的共鸣

罗隐“十上不第”，唐咸通元年（860年）至咸通八年（867年）间，他多居长安，也结识了进京应试的常修、陈黯、王肱、萧枢、林颢、赫连韬、詹雄等人。除江陵人常修外，余皆为闽人，如陈黯、王肱、萧枢、林颢均为泉州晋江人。

因与陈黯交情不错，罗隐于咸通六、七年间（865年—866年）曾到泉州、晋江等地，旧雨新知，履舃交错，当中就包括陈黯的内侄、后为晚唐五代福建文坛领袖的黄滔。

福建士人入京赶考所结识的名人，当非仅有罗隐一人，若说因罗隐曾经入闽而在福建声名大振，那么当时颇具盛名而又到过福建的学者，肯定不只是罗隐，周仆、韩偓等时望都曾避乱入闽流寓。再扯远些，后世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来福建当提督学政，也没留下这么多的故事。

罗隐何以能誉满福建？王志阳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罗隐的才华获得了福建士人的高度认同，并与当时处于“科举不遇”的福建士人的境遇高度相似，使得罗隐传说的种子能够深植福建。

唐末五代正处于福建文化起飞的前夕。唐前期的80多年间，福建没有及第记录，唐神龙二年（706年）始有长溪（今福安）人薛令之“开闽进士”的出现，之后84年又是无人折桂。贞元七年（791年）及次年，莆田林藻、晋江欧阳詹接连及第，唐后期各朝基本不乏闽中进士了。

相当一段时间，进入唐代政坛的福建人少，又增加了福建士人考中进士的难度，一大原因是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设计问题。唐初一度实行“糊名”而后罢之，南宋学者洪迈说“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故其取人“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制度上缺少有效监督，考试结果取决于主考官的贤与不肖，到了唐末吏治愈坏，弊病更甚。

欧阳詹自述“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自吴至于楚，过宋由郑，逾周到秦，进京后“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欧阳詹并非寒门出身，一进长安赶考竟窘迫如此，饱经了当时福建边缘化的苦楚。

《旧五代史》说“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又谓“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宰相郑畋之女“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然某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在唐末五代，罗隐实乃一个“誉满天下”兼“谤满天下”的矛盾结合体、时代争议性人物，虽享大名，但上层就是不给个功名。罗隐尚且如此，何况他人？福建多数学子久困场屋，不沾雨露之恩，自然容易引发共鸣。罗隐的传说经由福建士人口口相传，便散布于福建各地。

言必信　行必果

唐末五代的福建，文教普及程度仍然较低，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也相对较小。在此背景下，王志阳认为，闽越文化“轻生死，重然诺”的文化传统，以及福建文化注重商业的传统，使得罗隐“皇帝嘴”系列传说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在福建发生的影响力要比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语出《论语·子路》的“言必信，行必果”，下句“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却鲜有提及。当子贡请教“何谓之士”，孔子将“士”分为三类，上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次“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第三等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后人解读这句歧义较多，语言学家杨伯峻译为：“言语一定信实，行为一定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而朱熹注曰：“果，必行也。硁，小石之坚确者。小人，言其识量之浅狭也。此其本末皆无足观，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故圣人犹有取焉，下此则市井之人，不复可为士矣。”

显然，杨伯峻的译文持贬义，也许更符合《论语》原旨。在这一点上，孟子说得更为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在“大信”与“小信”之间，存在通权达变的问题。

“朱子对小人的‘识量浅狭’并未给予贬义的色彩，因为他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自守’的一个标准。”王志阳说，朱熹之所以显得更有契约精神，原因是处于福建商业经济大发展的南宋，其本身就是印刷从业人员，对“重然诺”的价值体系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朱熹有项收入是撰文与刻书售书牟利的文字钱，在日常开支中占有重要位置。古田籍学生程深父客死他乡，与林择之的书信中，朱熹让这位保管文字钱的弟子拨款救济，“已与其（深父）弟说，择之处有文字钱，可就彼兑钱一千”。

朱子尚且不能“免俗”，卷入商业活动中，可见当时福建的商业文化渗透之深。“钦夫（张栻字）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张栻是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东南三贤”之一，提出了反对刊书营生的看法，朱熹在信中坦然辩护。

经朱子提炼和改造的“重然诺”观念，由传统儒家贬抑的倾向转为正面的因素。尽管现有的罗隐传说内容最早仅能追溯到明代文献，王志阳认为，其一大根源正是宋代新儒家对“重然诺”价值观的吸收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