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　行必果

唐末五代的福建，文教普及程度仍然较低，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也相对较小。在此背景下，王志阳认为，闽越文化“轻生死，重然诺”的文化传统，以及福建文化注重商业的传统，使得罗隐“皇帝嘴”系列传说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在福建发生的影响力要比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语出《论语·子路》的“言必信，行必果”，下句“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却鲜有提及。当子贡请教“何谓之士”，孔子将“士”分为三类，上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次“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第三等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后人解读这句歧义较多，语言学家杨伯峻译为：“言语一定信实，行为一定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而朱熹注曰：“果，必行也。硁，小石之坚确者。小人，言其识量之浅狭也。此其本末皆无足观，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故圣人犹有取焉，下此则市井之人，不复可为士矣。”

显然，杨伯峻的译文持贬义，也许更符合《论语》原旨。在这一点上，孟子说得更为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在“大信”与“小信”之间，存在通权达变的问题。

“朱子对小人的‘识量浅狭’并未给予贬义的色彩，因为他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自守’的一个标准。”王志阳说，朱熹之所以显得更有契约精神，原因是处于福建商业经济大发展的南宋，其本身就是印刷从业人员，对“重然诺”的价值体系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朱熹有项收入是撰文与刻书售书牟利的文字钱，在日常开支中占有重要位置。古田籍学生程深父客死他乡，与林择之的书信中，朱熹让这位保管文字钱的弟子拨款救济，“已与其（深父）弟说，择之处有文字钱，可就彼兑钱一千”。

朱子尚且不能“免俗”，卷入商业活动中，可见当时福建的商业文化渗透之深。“钦夫（张栻字）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张栻是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东南三贤”之一，提出了反对刊书营生的看法，朱熹在信中坦然辩护。

经朱子提炼和改造的“重然诺”观念，由传统儒家贬抑的倾向转为正面的因素。尽管现有的罗隐传说内容最早仅能追溯到明代文献，王志阳认为，其一大根源正是宋代新儒家对“重然诺”价值观的吸收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