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司令部与政治部旧址

　　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

　　红军被服厂旧址

　　长汀县城全貌 涂健麟 摄

东南网5月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唐亚新 邱妤 通讯员 陈天长）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长汀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打响了红军入闽第一仗，是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也是距离长征落脚地最远的红军长征出发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长汀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践。“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长汀就享有“红色小上海”的美誉。这里航运发达，工商业繁荣，可谓“苏区之冠”。这一时期，长汀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建设探索与实践，对日后国内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色文史专家认为，相较于红军长征出发地等文化品牌，“我党经济建设最早试验田”更具不可复制性。眼下，当地正重新审视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的历史，计划深入挖掘与开发这一红色资源，再现“红色小上海”景象，让红色历史关照当下。

从客家首府到苏区经济中心

“1929年红军进驻长汀后，组建了红军被服厂，这是中央苏区第一批公营工厂之一。”4月28日，长汀县文广新局局长范元丰介绍说，当年，红军被服厂赶制4000套灰色军装，实现了红军首次统一着装。日后，红军被服厂更名为中央被服厂第二分厂，高峰时全厂工人超过300人。如今，位居长汀县城南门郑屋一隅的红军被服厂旧址，依稀可见以前的模样。

其实，红军被服厂只是一个缩影，当时，长汀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整个苏区工业的过半份额。1952年出版的《中央老根据地印象记》一书，曾如此评价彼时长汀的经济地位：“长汀是城市中央苏区的腹地，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长汀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时间回到1929年3月，此时，红四军在长岭寨大捷后，首次攻占长汀。两年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就此，覆盖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我党首次拥有如此广阔的革命根据地，需要考虑如何支援革命战争，进一步巩固革命成果，保障红军的物质供养，改善和提高根据地人民生活，开展生产自救。”长汀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卓国志长期从事长汀红色文化研究，他说，“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也是冲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客观要求。据相关党史记载，当时国民党方面禁止向中央苏区输入食盐、布匹、日用品等物资，企图断绝苏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

长汀拥有着深厚商贸基础和文化底蕴，自然就成了发展苏区经济的首选。依照长汀县志的记载，历史上，古汀州一直是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自宋代汀江航运开通后，汀江更是成为了古汀州的交通要道与经济大动脉。水东桥码头年吞吐量数以万吨，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和湖南会馆每日迎接八方来客。当时，坊间也流传着船只“上游三千，下游八百”的说法。

红军进入长汀后，很快就发现，这里不光商贸发达，还是畅通的信息集散地。在卓国志看来，除了商业发达，信息交流便捷，更为重要的是，彼时的长汀还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据史料记载，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长汀各界便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声援上海工人运动。1927年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时，在当地建立了中共长汀支部。

“长汀人在历史上逐步培育出了‘爱国奉献、开拓创新、勤劳勇敢、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好客友善’的客家精神。”卓国志还从客家精神的角度，分析了中央苏区经济中心赖以为继的文化基础。他认为，无论是历史上的客家首府、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小上海”，抑或是新时期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源远流长的客家精神都是其力量源泉，“中央苏区经济中心，是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结晶”。

“红色小上海”的探索实践

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长汀进行了系列经济建设实践，形成了包括公营经济、私营经济、手工业合作社在内的三位一体经济模式。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的公营工业，对日后国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中央苏区时期在长汀创办的第一家红军印刷厂，该印刷厂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组建而成。红军在长汀时期，红军印刷厂被誉为“红军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当时，该所为党政军机关承印了大量的宣传品、文件、报刊等。1931年，印刷厂曾夜以继日地承印“一苏大”文件和大会日刊。此外，红军第一张铅印军报《浪花》也诞生于此。依托便利的信息、交通以及印刷条件，不久后，闽西列宁书局也落户长汀。

“作为中央苏区的骨干工业，长汀的公营工业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保证供给军需民用物资、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汀县委党史办主任黄启元说，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32个公营企业，基本都分布在长汀县城以及周边的濯田等乡镇。其中，中华织布厂主要生产格子布、柳条布、医疗纱布等产品，月产量1.8万多匹，不但供给军需，也供给民用；高峰时期，红军斗笠厂年产量近30万顶；红军弹棉厂日弹棉花2000多公斤、棉被30多床。

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与合作经济在长汀同样活跃。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长汀后，便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其中明确指出要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保护私营经济。“当时长汀的私营经济基本采用合作社的形式，社员间自愿结股，共同生产与销售。”黄启元介绍说，由于苏维埃政府对私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长汀的手工业合作社得以迅速发展。1934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长汀的各类生产台作社多达176个，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

当时，合作社以生产民用日用品的手工业为主，涉及造纸、织布、织袜、缝纫、染布、烟丝、雨伞等诸多产品。其中纸业生产合作社最为突出，中华纸业公司将原来分散而落后的个体经营者联合起来，并发行了纸业生产合作社股票。

除了生产自救，长汀还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中央苏区对外几近断绝，食盐、西药、火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相当紧缺，本地生产的粮食、木头、土纸等又销不出去。”黄启元说，为此，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动群众，利用汀江航运发展对外贸易，粮食调剂局、纸业公司、商业公司店等贸易企业由此兴起，长汀也因此成为赣南、闽西主要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中央苏区的商业重镇，民间曾流传着“上海、广州不如汀州”的说法。

在中央苏区时期，长汀繁荣的工商业，为创新经济管理制度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厂长负责制等对日后影响深远的经济管理手段，曾在长汀得到广泛应用。

1933年1月，为尽快推动苏区工会工作，苏区领导人决定选择工业手工业集中的汀州，开展调查研究。调查中发现，苏区公营工业企业参照红军的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在日常管理与决策上，厂长却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且多数工厂没有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原材料浪费的现象较严重，工人不分技术高低，工作好坏，报酬一律相同。

为此，苏区领导人提出“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按照这个构想，推行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组成的“三人团”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生产定额、质量检验和经济核算的制度，实行按劳计酬的等级工资制度。这些制度实施后，苏维埃工厂的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有序的轨道。

打造闽西红色文化新品牌

近年来，长汀在保护红色遗存、挖掘红色资源、优化红色产业方面，成效显著。2012年初，当地便启动了革命旧址维修整治工程，同时制定整体保护规划，修缮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辛耕别墅、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福音医院等革命旧址群，积极打造红色旅游景点。

“树立红色文化‘产品化’的理念，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既保护文化、传承文明，又增加内涵和附加值。”卓国志表示，当地正充分发挥历史、客家、红色和生态“四位一体”的文化资源优势，推动红色旅游与名城旅游、客家旅游、生态旅游等相互映衬，互补互馈，突出“红色历史名城”“红色 客家文化”“红色 绿色生态”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实现叠加效应。

过去的一年，当地红色旅游人次超过200万。长汀在国内红色文化版图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长期以来，“我党经济建设最早的试验田”这张名片的打造力度，却稍显薄弱。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中心，长汀则一直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且有着翔实的史料与历史遗迹作为佐证。”有关党史专家建议，应该深入挖掘该领域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我党经济建设最早的试验田”这一红色品牌，进一步拓宽红色旅游的深度、广度，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事实上，长汀当地已经着手进行保护与开发。“长汀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前受限于客观条件，只能按照重要性统一保护、提升，如今，当地已有意识地将这些中央苏区后勤保障革命旧址，分门别类的专门专项系统保护。”长汀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徐建萍如是说。

在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打响这张新的红色文化品牌？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馆员汤家庆认为，应该将“红色小上海”“红色闽都”“客家首府”3张旅游文化名片统一打造。“首先，要做好‘红色小上海’文物旧址的调查与保护，对汀江码头、长汀县委旧址、红军印刷厂等现存旧址，要加大保护力度。”他说。

汤家庆有个这样的构想：用实景再现当年“红色小上海”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规划“汀江码头—商品一条街—苏区文化体验区—会馆、客栈—客家小吃街”旅游线路，将红色地下交通线、列宁书局、红色饭店、苏区商品、苏区文艺等场景置于其中，把客家文化和苏区文化同时呈现在游客面前，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红色小上海”旅游文化品牌。同时，可尝试以“红色小上海与文化创意”来命题，进行文学与影视作品创作，艺术再现“红色小上海”的恢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