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儒家不断在射礼中注入人文思想，《射义》记载的一件事很有代表性。孔子与弟子在矍相之地的园圃中举行射礼，观众层层密密，如同墙一样。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入内参加即将开始的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得入场，其余的人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的人惭愧地自动离去，另外一半人留下了。比赛结束，行将旅酬，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两人，举着酒觯对大家说话。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留下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刚才留下的人听了这话几乎走光了。可见，孔子赋予了射礼太多的内涵，只有有德行者，才配参加射礼；那些在国难当头贪生怕死，或者为了贪图财产而舍弃家庭的人，没有资格与乡人序齿，参与射礼。射礼中的宾，更是作为道德形象要求人们取法的，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这对于提倡正气，形成公众舆论，警世导民，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当时的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一次集会中，引用并发挥了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典故。他说："古代的运动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陈垣先生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抵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都排斥在人民生活之外，(《励耘书屋问学记》，119-120页)大大激励了全校师生抗日的意气。于此，也正可以看到射礼所蕴涵的另一层深意。

　　七、射礼所见体育精神与希腊的比较

　　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与中国乡射礼的普及，年代约略相当，但两者所体现的文化，却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古希腊尚处于神话时代，而且城邦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古希腊体育运动浓郁的宗教性和军事性，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在古希腊人看来，奥林匹司山上的诸神是宇宙的主宰，人类需要仰仗他们的保护。为此，人们通过祭祀来媚神，用奉献技艺的方式来娱神。古希腊的竞技场与神庙连为一体，被称为"五项运动"的赛跑、跳跃、投掷标枪、投掷铁饼和摔交，就是祭神竞技会的项目。出于征战的需要，奥林匹克最初的竞技项目，如掷铁饼、标枪，角力、肉搏术、摔交、拳击等，大多与军事有关。

　　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人的精神与体魄是分离的，精神由上帝管理，人只负责自己的体魄。古希腊的体育精神，是强调力量、速度、高度、技巧的竞争，注重体魄强健和雄美。竞技的胜利者就是超群绝伦的英雄，要用饮酒的方式予以奖励。奥运会奖杯的形状，都是放大了的酒杯，正是源于此。

　　中国自武王克商之后，开始脱离神话时代、转向人本主义时代。儒家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精神与体魄都是由人自己主宰的。人类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要有健全的精神。只有在健全的精神的前提下，体魄和技能才有价值。《国语·晋语》说，晋国的智宣子准备立智襄子为后，智果认为智襄子"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长相很美，擅长射御，技艺全面，能说会道，强毅果敢，这五方面都超过一般人，可惜没有仁爱之心。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具有五种常人不备的能力，就会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灾难。后来智氏果然灭亡于他之手。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何等重要。

　　意味深长的是，在与古希腊同样是征战不息、崇尚武力的春秋时代，儒家铸剑为犁，在保留田猎之射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射义》)，重塑了射击竞技运动的灵魂，将它改造成为富有哲理的"弓道"，成为引导民众全面发展、社会走向和平的教化之具，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之一。

顺便要提及的是，儒家主张人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乡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不过饮的是罚酒，因为他们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显著的差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