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虽然好恶殊方，各引一端，但其本质都是社会治理学说，目的都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救世之良方。在诸子林立的各种学说中，老庄之“无为而治”，儒家之“德治”“礼治”抑或“礼法之治”，法家之“法治”，学术界都有大量的阐发和论述。然而，对于《黄帝四经》的“道治”学说，人们则很少论及。事实上，这一学说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精华，在当时各种治理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时人还是汉人对其都有极高的评价，甚至将其视为胜过其他各家的最完备最周详的治理学说。《尹文子》说：“是道治者，谓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尹文子·大道上》）司马谈论先秦六家，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褒有贬，独独对道家（此道家实为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学派而非老庄学说）有褒无贬且评说最详。所以，《黄帝四经》的“道治”学说是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1973年，《黄帝四经》在失传两千多年后被重新发现，是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黄帝四经》以“道”为最高范畴，全书论述的问题以“道”为中心：道是什么，道何以成为治国之准则，循道与违道的结果是什么，道如何得以实施等等。所以，“道治”是《黄帝四经》的核心理论和根本主张。

何谓“道治”？逻辑的解释是“以道治理”。道治的内涵是：按照自然和社会产生之初便存在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治理一切社会事务。简言之，道治便是规律之治。《黄帝四经》认为，自然和社会都有内在的规律和秩序，它们同源于道，道之恒常决定了社会之恒常，故统治者立政举事必须观察天地之常：“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十大经·行守》）“治国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十大经·前道》）天地之间恒久存在的客观规律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是人类效法和遵循的对象。

道治是规律之治，这种规律之治如何实现呢？《黄帝四经》明确提出以法治推行道治，法治是实现道治的根本方法和唯一途径。因为，道之规律不是虚无空泛的，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唯一载体就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法、名、刑、稽、令等等），法由道生，道由法显。《黄帝四经》开篇就写道：“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经法·道法》）又说：“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十大经·观》）公开、明白、易知之法，来源于隐行之道。既然法治是治国的唯一途径，立法建制便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其中尤以建立“名”的制度和规范最为主要：“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称》）立法建制以后，就要让其成为全社会唯一的是非标准：“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经法·道法》）道是客观的，公正的，法本源于道，所以也具有客观公正的性质，只有它才能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

治国不仅应以立法为先，而且还必须行善法之治。道具有“大爱”的善性，依道而立之法也应具有同样的善性。为此，《黄帝四经》提出了一系列道治原则，亦即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准则。其要者有四：一是以人为本。因循天道在社会实践中的集中表现是顺人之心，从人之情，“天道”与“人心”相须相连，所以以人为本是天道的必然要求：“优未爱民，与天同道。圣人正以待之，静以须人。”（《十大经·观》）二是予取得当。政府向人民、国家向社会的收取和给予，应当合适有节，这是决定国家治乱兴亡的一个重大问题：“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称》）所以，政府和国家对人民和社会应该予取兼行，先予后取，厚予薄取，决不能只取不予。三是公正去私。“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公正无私是道的本质属性，自然也是道治的内在要求，立法和司法都应体现这一原则：“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君正》）四是平衡合度。“平衡”是《黄帝四经》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立法施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经法·道法》）无论君民、君臣、父子、上下、贤愚等社会关系之调整，还是刑德、文武、赏罚等治理方法之运用，都不能“过”或“不及”。

“道法合一”是《黄帝四经》道治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正是《黄帝四经》在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地提出了“道法”的概念。这种“道法合一”的道治思想，具有清楚的实质和深刻的精髓。首先，道治是依道治国，而不是依人治国。《黄帝四经》强调，道之客观规律是治国准则，而不是以人之意旨为治国依据；顺道则兴，逆道则亡：“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经法·论约》）“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也。”（《经法·论》）道高于圣人君王，而不是圣人君王高于道；圣人君王必须以谦卑敬畏的姿态对待道，而不能将自己凌驾于道和理之上：“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智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恃之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十大经·前道》）其次，道治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依人治国。《黄帝四经》十分明确地主张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称》）为什么“法”比“人”优越和可靠？因为“法”是道之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和反映，而“人”不具有这样的属性；依法而治就是按客观规律而治，依人而治则是按人的一己之意而治。对此，与《黄帝四经》思想属性相同的《尹文子》也有很精到的论述：“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也。”（《尹文子·大道下》）根据这种认识，《黄帝四经》进一步强调，法是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犹如道高于君王，法亦高于君王；犹如君王必须循道，君王也必须守法。法治的关键就在于君王带头守法：“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为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经法·道法》）在几千年前，《黄帝四经》对“法治”和“人治”的本质和优劣有这样深刻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黄帝四经》的“道治”学说，既有深邃的哲学基础和本体性论证，又有明确社会化和实践化的方法和途径，对于其他学派的治理学说，既能兼收并蓄，又予改造升华，因而备受思想家和执政者的重视。《尹文子》说：“大道治也，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大道上》）在《尹文子》看来，名法儒墨各家虽都有自己的理论，但它们无法与“道治”理论相提并论；道治涵摄了名法儒墨各家理论，而名法儒墨各家理论都要以道治为本。司马谈对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学派的“兼收”特点和优长地位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论六家要旨》）（作者：艾永明 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义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