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事实是毋庸置疑、不容置辩的：一是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为人类遗存了无与伦比的辉煌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生存环境之中，是一个农耕民族，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不仅经济落后，也导致思想封闭、观念陈旧、行为乖戾，乡风中不可避免地弥漫着陋习恶俗。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通过各种思想教育活动持续进行，尤其是改革开放使得当今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存在于传统社会的“黄、赌、毒”现象、包办婚姻、封建迷信、风光大葬、重男轻女等社会陋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总体上说，取得了诸多的积极成果，乡风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历史的惯性和传统的韧性，在双重制约与影响下，我国农村仍有不少地方，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抗衡不了封建意识的侵袭，经济状况的好转也摆脱不了陈规陋习的禁锢，诸如红白喜事中，常闪烁着“巫婆神汉”“驱邪赶鬼”“相命抽签”“占卜算卦”的阴影。这些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活动如沉渣泛起，严重侵蚀了农民群众的健康心理，污染了农村淳朴的精神氛围，更有悖于新世纪人类文明走向。

回眸历史，历朝历代移风易俗的实践大体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强制的政令推行式。针对礼教缺失、崇尚巫神等违背伦理的习俗，借助法律规范强行禁除；二是柔和的社会教化式。通过弘扬礼义、兴办社学、树立旌表等礼乐教化的方式，引导民众自觉接受良风美俗。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通过道德礼义春风如酥，润物无声，使民心向善，促进恶俗向美俗自行转变，教化无疑是主流，再辅以针对极端恶俗的政令方式，以求得稳定和谐的农村天地。现如今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它同样亟需依托文明村镇创建形成鲜明导向，依托传统节日弘扬文明风尚，依托重点人群抓好示范带动，同时，要强化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制度守则相互支撑的保障体系。

民俗学认为：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它不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作为农村风俗的改革，移风易俗不仅考量着农村的文明程度，也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尺度。民间风俗有其连续性，一代人的文化观念并不会单单因为一纸文件就轻易改变，尤其是那些深入人心的传统风俗。 “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移风易俗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风俗的生命在于民众观念，转变观念才是移风易俗的关键。因此，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乃是当今新农村的徽识，而要实现这一愿景，真用得上一句成语：任重道远。（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