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11月1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辜鸿铭（1857年—1928年）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当时的东西洋流传着“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之语，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海明威、毛姆等对其赞赏有加，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则斥之为“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

生前已成传奇人物，死后“可能化为神话人物”，辜鸿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钟兆云，新出《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一书。他对记者说，辜鸿铭在做回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路上，也把自己写成了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让后人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过早坠地的“落果”

回国初期，辜鸿铭对洋务运动颇为支持，订阅上百种外国报刊，遇外国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详解。文史学家王森然说：“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协助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辜鸿铭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甲午战后，有识之士纷纷吁请引进西学，变法图存。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辜鸿铭保守立场渐趋顽固，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辩、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

铁嘴皮功夫了得，辜鸿铭怪论百出，为辫子保过驾、爱小脚、纳妾“茶壶论”……在辜氏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由于过分钟情于中国文化，过于排弃西方文明，使得辜鸿铭的思想学说从整体上显得肤浅而空疏。”钟兆云认为，褊狭的文化观有时像其发辫一样，仅为生活的装饰品。

回头再看，辜氏某些思想也不乏新颖可取处，如“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愈激烈”，尽管所开药方无非“要消弭这种灾祸，非推行中国礼教不可”，固是疏阔之论，但其中的关怀殷勤，至少给了当时饱受战祸的欧洲读者某种心灵上的共鸣。又如，他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Demo-cracy（魔鬼加疯狂），虽说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证明其政治眼光确有独到之处。

以当代学者的眼光看，鲁枢元说：“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国学功底逊于西学

近人马伯援忆其在美国，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之多，图书馆员说，辜书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英国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穷毕生之力翻译述评中国经典，不仅因其返国后完全皈依儒学，还因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陈腐的老学究。辜氏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

在翻译中，他处处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贤哲的话，注释有关经文。比如，在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达到“信达雅”。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唯一例外，是在20世纪初出版过一本英译汉小册子《痴汉骑马歌》。出版的汉语著作，也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寥寥几种。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钟兆云认为辜鸿铭“国学功底确实逊于西学”，但又援引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的话，来解读辜氏治学之道，“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作为国人中独立英译儒经的开拓者，诚如弟子凌叔华所言，当年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时过境迁，近些年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中国文化遗产宣传方面所作的不世之功多予肯定。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

“残缺”的爱国者

辜鸿铭归国以来，心头始终升腾着浓烈的民族感情。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开枪，几致中国人丧命，却仅支付20美元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怪他多付了。辜鸿铭闻讯后义愤填膺地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的轻佻言论，辜鸿铭少不了要用英文为中国申辩。“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钟兆云说，辜鸿铭的发声，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狮吼声。

他的爱国言行，连老外都为之感动。美国的“小斗牛士”波博·埃文斯，是位有名的政论家，他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当然，不熄的民族自尊之烈火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辜鸿铭的褊狭。但在那个崇洋惧洋成风、“外国月亮圆”的年头，辜鸿铭现象“不是为彼时现今提供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钟兆云认为，其意义在于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当年在回应一些大学生的嘲笑时，辜鸿铭曾深情辩解：“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

延伸阅读

归国之路

辜鸿铭祖籍厦门同安（一说惠安），先祖下南洋，在马来半岛槟榔屿落户，曾祖父辜礼欢曾任首任甲必丹（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名汤生（Tomson），母亲为葡萄牙人。

小汤生被英商布朗收为义子，10岁随其前往苏格兰，14岁被送到德国，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爱丁堡大学就读，20岁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科目考试，获文学硕士学位。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法国游学，掌握十多门外语，并获文、理、工、哲等多科文凭、学位。

父母去世后，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1881年底，在新加坡辅政司任职的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大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效命。即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写就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在上海旁听塾师讲授“四书”时，他借用《大学》“汤之《盘铭》”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句，给自己取字鸿铭。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回香港的船上，用英文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人，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被委为洋文案，邦交诸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