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功底逊于西学

近人马伯援忆其在美国，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之多，图书馆员说，辜书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英国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穷毕生之力翻译述评中国经典，不仅因其返国后完全皈依儒学，还因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陈腐的老学究。辜氏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

在翻译中，他处处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贤哲的话，注释有关经文。比如，在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达到“信达雅”。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唯一例外，是在20世纪初出版过一本英译汉小册子《痴汉骑马歌》。出版的汉语著作，也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寥寥几种。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钟兆云认为辜鸿铭“国学功底确实逊于西学”，但又援引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的话，来解读辜氏治学之道，“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作为国人中独立英译儒经的开拓者，诚如弟子凌叔华所言，当年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时过境迁，近些年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中国文化遗产宣传方面所作的不世之功多予肯定。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