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的“洗冤说”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复置诸路提点刑官”，并下诏说：“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于是，宋真宗亲自挑选朝官中“性度平和有执守者”为各地提刑官。设立提刑官公允断狱，完善对府县监督的司法制度，这些举措是宋慈和《洗冤集录》出现的法律基础。

我国的法医检验有悠久的历史，在战国年代已有专门的治狱之官，他们根据伤、创、折、断的深浅及大小来定罪轻重，当时已确立有法医检验制度。检验史上也不乏优秀人才和经典案例，如张举烧猪、严遵疑哭、王臻辨葛等，但这些只能称得上技巧或方法，远未形成一门法医科学。

历代文献屡见法医检验资料，宋代出现了更多治狱之书，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这些书籍大多是案例记录，为我国法医学发展积累了大量经验，但都不是体系完整的法医著作。

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官员中脱颖而出的是宋慈，而不是其他人？

宋慈早年充任江西提点刑狱叶宰的参谋，随后经历四任提点刑狱官，具有相当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洗冤集录》中记载的大量案例、检验方法和法医思维，都来自于宋慈的办案实践。

法医鉴定通常被定义为“应用医学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宋慈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思是，法医鉴定就是诉讼案件的证据，是案件重中之重。判人死刑，没有证据无从谈起。所以，法医鉴定就是“洗冤”。宋慈强调“洗冤说”或鉴定的“目的说”。

“‘洗冤说’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鉴定来洗除冤枉；二是洗除误鉴、误判。”黄瑞亭说，这是鉴定本质所在。在对法医工作的认知上，相较前人和同代人而言，宋慈无疑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