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诗坛出现了多种点将录，其中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最为知名。这些点将录究竟是游戏之作，还是表达了作者对文学批评的独特思考。上海大学中文系王培军副教授曾为《光宣诗坛点将录》作了笺注，在他看来，点将录可称为“分布诗史”，可以深化诗史或文学史的描述。

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之前，还有哪些比较著名的诗坛点将录？它们也有大影响吗？

王培军：最早的诗坛点将录是《乾嘉诗坛点将录》。这个是最有名的，当时在私下里传阅很广，但付诸刊刻，则是比较晚的事了。中国人非常注重“排座次”，诗人也不例外，非常关注自己在诗坛中的位置。据说，《乾嘉诗坛点将录》是舒位和陈文述及二三名士一起作的，舒位大概担任了主要角色。私下流传的是钞本，后来才有了刻本。1907年，叶德辉从长沙旧书摊找到了一个本子，刻入《双梅影闇丛书》。1909年，又有人觅到一个武进庄氏钞本，将其刊于《东方杂志》。叶德辉发现这个本子更好，又把它重刻一次。所以，叶德辉共刻了两次《乾嘉诗坛点将录》，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舒位是乾嘉诗坛的一流诗人，并且还是一个狂生，所以把自己也点了进去，就是“没羽箭张清”；陈文述是“小李广花荣”。位置皆高。当时的诗坛大家，像赵翼、蒋士铨、胡天游、钱载等，位置都很高。当时的诗坛盟主是袁枚，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故被点作宋江。有些人的官位比较高，在《点将录》里位置也高，如阮元、毕沅等。这个《点将录》也是一时游戏之作，但如果把它当作诗史来看，大概也是可以的，它把当时诗坛主要人物都勾画出来了，诗人圈子里的主流是什么，也能得到一些反映。

经过叶德辉和《东方杂志》的刊刻，引来了很多人的模仿。在汪辟疆之前就有，不过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影响是最大的。晚清大词人朱祖谋也做了个《清词坛点将录》，对清三百年的词人进行点将，把自己也点进去了，位置非常高，是五虎将的“双枪将董平”。像王国维，只不过是水军头领里的“翻江蜃童猛”，与点作“出洞蛟童威”的一个小词人汪全德并列；如非研究清词的学者，今天知道汪的名字的，恐怕也没几个人；想一想，《人间词话》中贬评朱祖谋那几句，还真不算什么。不过朱祖谋做得太粗略，只点出了名字，没有评论。而且是其弟子龙榆生在他死后，发表于《同声月刊》的，所以就没什么影响了。《点将录》虽然看起来是游戏，其实是可以有正经用意的。换言之，它的形式是游戏，它的精神则可以是学术的。

《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点到的人当时有多少是在世的？点将录可以作为诗史吗？是否仅是一个游戏？

王培军：这个我没具体统计过，但大致可以说下。《光宣诗坛点将录》发表的时间，是在1925年8月至9月间，它首发于章士钊编的《甲寅》周刊，每星期一次，共连载五次，9月中旬连载完毕。当时的大佬如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陈宝琛、樊增祥、赵熙、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冒广生等都还在世，像陈、郑都是领袖人物。在诗坛是次要人物，而在学界有大影响的，如柯劭忞、章太炎、黄侃、康有为、梁启超等，也都是在世的。汪辟疆在做《点将录》第一稿的时候，也是心血来潮，游戏成分居多，后来经过多次增订，内容就比较丰富了。他肯定是打算把它弄成一个别致的诗史，否则不至于时过境迁，还在反复修订、增补。

点将录确可充当诗史的一种体裁，是因为其本质实为“人物位次录”，不同级别的诗人，能在里面被排位。说起来，不管你怎么写，诗史都是不好描述的。跟历史一样，写法从来都是重要的。一般人都知道，传统中国史的写法主要可分三种，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其实，这种分法有些表面化了。纪传体不是人物传的汇合，它还包括编年纪事（本纪），有年表、有世系，还有各种志（包括典章制度、经济、灾变、科技等），不仅仅是人物传，它所承载的内容，比纪事本末、编年体要丰富得多。亦以此故，纪传体才是中国史的主体。司马迁的创造力是空前的。

写诗歌史有许多困难。现代一般的写法，也就是用一章概述，再用专章论列大家，其他次要诗人，则用几章合述。说穿了，也还是人物传，再加些评论而已（就算“史评”吧），还比不上传统的“纪传体”。诗歌史如着眼于诗史变迁，必定疏忽诗人；着眼于诗人生平与评价，又丢失了宗派变迁。历史是时空中的东西，描述起来很难，顾此失彼，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诗史必须有所侧重，应该根据描述意图选择坐标。譬如以时间作为主坐标，则每一个朝代每一次运动以及各家各派、主流风气，都可以得到描述，这样就构成一条时间主线。依照时间主线写出来的诗史，可以叫做“嬗变诗史”。但这样写，在空间中的分布是无法细致描述的，如某时代的主要诗人有哪些，次要诗人又有哪些？就无法兼顾。不过，如果我们取一个时间段，来作为横截面，而把空间作为主坐标，就可以把诗人的具体分布描述出来，这就可以与“嬗变诗史”互补。我认为这样的诗史，不妨叫做“分布诗史”。描述诗人的“分布”，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它可以深化诗史或文学史的描述。

您的意思是，点将录这一体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王培军：我认为差不多是可以的。如前所述，作为“分布诗史”，它是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描述整个诗坛的诗人在空间的分布。我认为汪辟疆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自觉的。汪辟疆有篇专题文章，谈近代中国的诗派与地域，大概分了五六派，我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的前言里，把他这篇文章里所涉的诗人，与他《点将录》中所点的诗人，一一作了比对，发现他的做法是很谨严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能清楚地看到哪些诗人是顶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当时的几大流派，也都兼容并包，详载其中。只是少一些评论和作品分析。程千帆的合校本中有评语、人物小传，汪辟疆还准备遴选作品，附于诗人之后，可惜这个工作未能完成。我做的《笺证》，也有补他所不及、替他完善的意思。

历史学目前更多地倾向讲底层、大众的一些东西，这原无可厚非；但文学史、艺术史则不同，它必须关注天才的创造。哲学史、科学史亦然。凡是涉及精神创造，必然重视天才。一个时代的大诗人不可能横空出世，孤立地悬浮在空中，他的底下，是有像金字塔一样的一群人物的，有一群有才能的诗人才会有大诗人。诗人群的整体水平很高，大诗人的水平才会更高，因为大诗人的天才，需要同时代诗人的激发；其他诗人的水平不高，大诗人的创造天才，便很难全部被激发出来。这就好比下围棋，在一至九段上，棋手是连续分布的，不可能同代人是一二段，而只有一个孤独的大国手，独在九段。这是很难想象的。

在乾嘉时代，大多数人都受袁枚的影响，袁枚怎样写，大家就跟着怎样写；在晚清民初，大多数的人，都跟着陈三立、郑孝胥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跟在大诗人后面的，大多数是可以忽略的。“大多数”是无意义的。所以，《点将录》里分头领、五虎将、八骠骑等，分出个高下是很必要的。当然，《点将录》也不是量身定制，恰好一分不差。

《点将录》把这些诗人大体的形象和位置描绘出来，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谈到文学的时候，往往不会说谁比谁更好，而是习惯说喜欢谁的作品。在你看来，文学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分出高下吗？

王培军：艺术自然是要分好坏的。分好坏就是分高下。在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中，实际上一直是分高下的。早在钟嵘《诗品》里，就把诗人分了三品。当然他分的也有引起争议的地方，但大部分后世都是认可的。如曹植、阮籍、左思、谢灵运等是上品，谁都不会质疑。有争议的地方，如把陶渊明分在中品、曹操置于下品之类。但这不能太怪钟嵘，谁都难免历史局限性。大部分的诗人，在当代或不久之后，就能够获得定评。毕竟，中国诗人的高下都是当代的同行或后起的同行评定的，普通读者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无法插嘴。不能因为钟嵘的分品有个别不妥，就否定他的全体。

假设作通贯的中国诗史的点将录，毫无疑问，杜甫一定排在首位，宋江的位子，非他莫属。比杜甫仅次一位的是李白，他的天才固然极高，但不及杜甫伟大，李白可作卢俊义；在杜甫之前的是屈原，他的写法已成绝响，后来的人不再这样写，所以他可做托塔天王晁盖；在屈原和杜甫之间最大的诗人是陶渊明，大概可作公孙胜。这些我认为都不会有争议。比这几人位子低些的，像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概可进五虎上将。

大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逃出时间的制约，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仍保持特殊的魅力，吸引内行的读者。大诗人的作品会提供丰富的东西，供后人吸收、滋养。也正因为此，大家为了节省精力，就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作品来读，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尤其是要学诗的人，效法大作家，力争上游，有什么不好？这就好比习武的人，总要去找高手做师傅，或者觅什么上乘秘笈。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节省原则，遍布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我们在成长中要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营养，是不言自明的；否认经典，压低大作家，抬高下里巴人，大概是“五四”后才有的。

其实，像古代的政治史，也是由一小部分人决定的。盖一栋大楼，起决定作用的必是设计师，不是工人。无论是改变世界还是断送世界的，永远都是少数人。诗歌史必须突出精英分子，否则是无聊的。我写过两句诗说：“欲啖葡萄先取大，倒持蔗尾孰能甘！”论诗为学，皆可作如是观。

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一些人可能当时看来很不错，但是之后就被淘汰了。汪辟疆认为清诗的成就是很高的，就中又以同光体最高，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点的这一百多人中，有多少人能排进整个诗歌史的榜单？钱锺书先生对同光诗的评价就没有汪辟疆那么高吧？

王培军：按照汪辟疆的意见，大概有不少人能排进去。从屈原始（《诗经》多为无名氏作除外），直至晚清民初，三十六天罡里，晚清诗人也能排进好几个，七十二地煞里，大概可以排进更多。陈三立至少可为天罡的，当时有人认为陈三立比黄庭坚还要出色；郑孝胥大概也可以，张之洞在那时候，就推他是明代以来最好的。汪辟疆于陈三立，是特别服膺的，所以被震撼而失去平心，推许过当也是难免的。汪辟疆评陈三立诗，是“杜陵而后，仅有散原”；这是相当夸张的批评，大部分人不会同意。汪辟疆又认为晚清诗超过了宋诗，这个大判断同意的人恐也不多。

拿乾嘉诗跟同光诗比，我觉得也有困难。这涉及诗学宗派的问题。乾嘉诗人多是才子型的，讲才气，讲性灵；同光诗人中学宋诗的，老气横秋，他们觉得才子浅薄，没有深度。如陈衍，就认为对仗工整，也是诗家之病，而才子诗则力求巧对。又如陈三立，他对于易顺鼎、樊增祥，都不以为然，贬之为“作诗机器”。其实，易顺鼎、樊增祥诗都以才气著称。陈衍又主张作诗当“发挥名理”，劝沈曾植多写诗，也是为此。同光体诗人看乾嘉诗人，看不起，是可以想见的；反之，乾嘉诗派的人看同光诗人，也不以为然。同光体诗人崇拜的黄庭坚，而袁枚则力贬之，《随园诗话》比黄诗为“蔬中之刀豆，毕竟味少”，又引王世贞的话，说是“驴夫脚跟”。

钱锺书先生认为，宋诗不及唐诗，但是超过清诗，优于明诗和元诗。钱先生心中的排位应该是唐诗第一、宋诗第二、清诗第三。他对光宣诗坛的那些人，则颇多负面评价。钱先生在年轻时也是才子，作诗是学李商隐、黄仲则一路的，陈衍评及他的诗，语气之间，并不是很厉害的推许；但是对他这个人，则是极为欣赏的。钱先生的诗充满才气，但不够老练。陈衍告诫钱锺书：“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应该多读书少作诗。陈衍对他的这一针砭，应该说是起到了作用，没有这一针砭，钱先生也许就终身为才子，为易顺鼎一流人了。钱先生对光宣诗人持负面评价，与他的诗学偏好有关。

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年轻时的诗则是非常老练的，学同光体，看不起其父冒广生。冒广生的诗则近乎乾嘉，写得比较漂亮。不过，冒广生在同光体的压力下，后来也去学宋诗，又为陈师道集子作《补笺》。陈衍认为冒广生的诗写得够漂亮，有才华，近黄仲则、张船山，但学不像陈师道，徒费力气。钱锺书对冒广生的诗评价也很不错，说“殊有标格”，“乃郎不如也”。关于这点，冒效鲁肯定不服气。钱先生是才子型的人，于冒广生的诗，是多些惺惺之惜的。钱锺书说过唐诗是少年的，宋诗是老年的，乾嘉诗便是少年的风味。

其实，对清诗的整体评价也有难度。在清诗内部评出高下，是可以的，但拉到整个中国诗史看，就很难办了。诗分唐宋，唐诗是中国诗的顶峰，宋诗另辟蹊径，虽然达不到唐诗的高度，但舍唐诗外，也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后人都是学唐或学宋，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有人认为清诗“唐音宋骨”，综合了唐诗、宋诗，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是否如此？我想最好留给时间，最权威的批评家，也必须等候时间的裁判。（黄晓峰实习生周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