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按照汪辟疆的意见，大概有不少人能排进去。从屈原始（《诗经》多为无名氏作除外），直至晚清民初，三十六天罡里，晚清诗人也能排进好几个，七十二地煞里，大概可以排进更多。陈三立至少可为天罡的，当时有人认为陈三立比黄庭坚还要出色；郑孝胥大概也可以，张之洞在那时候，就推他是明代以来最好的。汪辟疆于陈三立，是特别服膺的，所以被震撼而失去平心，推许过当也是难免的。汪辟疆评陈三立诗，是“杜陵而后，仅有散原”；这是相当夸张的批评，大部分人不会同意。汪辟疆又认为晚清诗超过了宋诗，这个大判断同意的人恐也不多。

拿乾嘉诗跟同光诗比，我觉得也有困难。这涉及诗学宗派的问题。乾嘉诗人多是才子型的，讲才气，讲性灵；同光诗人中学宋诗的，老气横秋，他们觉得才子浅薄，没有深度。如陈衍，就认为对仗工整，也是诗家之病，而才子诗则力求巧对。又如陈三立，他对于易顺鼎、樊增祥，都不以为然，贬之为“作诗机器”。其实，易顺鼎、樊增祥诗都以才气著称。陈衍又主张作诗当“发挥名理”，劝沈曾植多写诗，也是为此。同光体诗人看乾嘉诗人，看不起，是可以想见的；反之，乾嘉诗派的人看同光诗人，也不以为然。同光体诗人崇拜的黄庭坚，而袁枚则力贬之，《随园诗话》比黄诗为“蔬中之刀豆，毕竟味少”，又引王世贞的话，说是“驴夫脚跟”。

钱锺书先生认为，宋诗不及唐诗，但是超过清诗，优于明诗和元诗。钱先生心中的排位应该是唐诗第一、宋诗第二、清诗第三。他对光宣诗坛的那些人，则颇多负面评价。钱先生在年轻时也是才子，作诗是学李商隐、黄仲则一路的，陈衍评及他的诗，语气之间，并不是很厉害的推许；但是对他这个人，则是极为欣赏的。钱先生的诗充满才气，但不够老练。陈衍告诫钱锺书：“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应该多读书少作诗。陈衍对他的这一针砭，应该说是起到了作用，没有这一针砭，钱先生也许就终身为才子，为易顺鼎一流人了。钱先生对光宣诗人持负面评价，与他的诗学偏好有关。

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年轻时的诗则是非常老练的，学同光体，看不起其父冒广生。冒广生的诗则近乎乾嘉，写得比较漂亮。不过，冒广生在同光体的压力下，后来也去学宋诗，又为陈师道集子作《补笺》。陈衍认为冒广生的诗写得够漂亮，有才华，近黄仲则、张船山，但学不像陈师道，徒费力气。钱锺书对冒广生的诗评价也很不错，说“殊有标格”，“乃郎不如也”。关于这点，冒效鲁肯定不服气。钱先生是才子型的人，于冒广生的诗，是多些惺惺之惜的。钱锺书说过唐诗是少年的，宋诗是老年的，乾嘉诗便是少年的风味。

其实，对清诗的整体评价也有难度。在清诗内部评出高下，是可以的，但拉到整个中国诗史看，就很难办了。诗分唐宋，唐诗是中国诗的顶峰，宋诗另辟蹊径，虽然达不到唐诗的高度，但舍唐诗外，也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后人都是学唐或学宋，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有人认为清诗“唐音宋骨”，综合了唐诗、宋诗，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是否如此？我想最好留给时间，最权威的批评家，也必须等候时间的裁判。（黄晓峰实习生周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