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时代，大多数人都受袁枚的影响，袁枚怎样写，大家就跟着怎样写；在晚清民初，大多数的人，都跟着陈三立、郑孝胥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跟在大诗人后面的，大多数是可以忽略的。“大多数”是无意义的。所以，《点将录》里分头领、五虎将、八骠骑等，分出个高下是很必要的。当然，《点将录》也不是量身定制，恰好一分不差。

《点将录》把这些诗人大体的形象和位置描绘出来，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谈到文学的时候，往往不会说谁比谁更好，而是习惯说喜欢谁的作品。在你看来，文学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分出高下吗？

王培军：艺术自然是要分好坏的。分好坏就是分高下。在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中，实际上一直是分高下的。早在钟嵘《诗品》里，就把诗人分了三品。当然他分的也有引起争议的地方，但大部分后世都是认可的。如曹植、阮籍、左思、谢灵运等是上品，谁都不会质疑。有争议的地方，如把陶渊明分在中品、曹操置于下品之类。但这不能太怪钟嵘，谁都难免历史局限性。大部分的诗人，在当代或不久之后，就能够获得定评。毕竟，中国诗人的高下都是当代的同行或后起的同行评定的，普通读者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无法插嘴。不能因为钟嵘的分品有个别不妥，就否定他的全体。

假设作通贯的中国诗史的点将录，毫无疑问，杜甫一定排在首位，宋江的位子，非他莫属。比杜甫仅次一位的是李白，他的天才固然极高，但不及杜甫伟大，李白可作卢俊义；在杜甫之前的是屈原，他的写法已成绝响，后来的人不再这样写，所以他可做托塔天王晁盖；在屈原和杜甫之间最大的诗人是陶渊明，大概可作公孙胜。这些我认为都不会有争议。比这几人位子低些的，像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概可进五虎上将。

大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逃出时间的制约，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仍保持特殊的魅力，吸引内行的读者。大诗人的作品会提供丰富的东西，供后人吸收、滋养。也正因为此，大家为了节省精力，就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作品来读，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尤其是要学诗的人，效法大作家，力争上游，有什么不好？这就好比习武的人，总要去找高手做师傅，或者觅什么上乘秘笈。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节省原则，遍布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我们在成长中要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营养，是不言自明的；否认经典，压低大作家，抬高下里巴人，大概是“五四”后才有的。

其实，像古代的政治史，也是由一小部分人决定的。盖一栋大楼，起决定作用的必是设计师，不是工人。无论是改变世界还是断送世界的，永远都是少数人。诗歌史必须突出精英分子，否则是无聊的。我写过两句诗说：“欲啖葡萄先取大，倒持蔗尾孰能甘！”论诗为学，皆可作如是观。

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一些人可能当时看来很不错，但是之后就被淘汰了。汪辟疆认为清诗的成就是很高的，就中又以同光体最高，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点的这一百多人中，有多少人能排进整个诗歌史的榜单？钱锺书先生对同光诗的评价就没有汪辟疆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