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点到的人当时有多少是在世的？点将录可以作为诗史吗？是否仅是一个游戏？

王培军：这个我没具体统计过，但大致可以说下。《光宣诗坛点将录》发表的时间，是在1925年8月至9月间，它首发于章士钊编的《甲寅》周刊，每星期一次，共连载五次，9月中旬连载完毕。当时的大佬如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陈宝琛、樊增祥、赵熙、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冒广生等都还在世，像陈、郑都是领袖人物。在诗坛是次要人物，而在学界有大影响的，如柯劭忞、章太炎、黄侃、康有为、梁启超等，也都是在世的。汪辟疆在做《点将录》第一稿的时候，也是心血来潮，游戏成分居多，后来经过多次增订，内容就比较丰富了。他肯定是打算把它弄成一个别致的诗史，否则不至于时过境迁，还在反复修订、增补。

点将录确可充当诗史的一种体裁，是因为其本质实为“人物位次录”，不同级别的诗人，能在里面被排位。说起来，不管你怎么写，诗史都是不好描述的。跟历史一样，写法从来都是重要的。一般人都知道，传统中国史的写法主要可分三种，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其实，这种分法有些表面化了。纪传体不是人物传的汇合，它还包括编年纪事（本纪），有年表、有世系，还有各种志（包括典章制度、经济、灾变、科技等），不仅仅是人物传，它所承载的内容，比纪事本末、编年体要丰富得多。亦以此故，纪传体才是中国史的主体。司马迁的创造力是空前的。

写诗歌史有许多困难。现代一般的写法，也就是用一章概述，再用专章论列大家，其他次要诗人，则用几章合述。说穿了，也还是人物传，再加些评论而已（就算“史评”吧），还比不上传统的“纪传体”。诗歌史如着眼于诗史变迁，必定疏忽诗人；着眼于诗人生平与评价，又丢失了宗派变迁。历史是时空中的东西，描述起来很难，顾此失彼，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诗史必须有所侧重，应该根据描述意图选择坐标。譬如以时间作为主坐标，则每一个朝代每一次运动以及各家各派、主流风气，都可以得到描述，这样就构成一条时间主线。依照时间主线写出来的诗史，可以叫做“嬗变诗史”。但这样写，在空间中的分布是无法细致描述的，如某时代的主要诗人有哪些，次要诗人又有哪些？就无法兼顾。不过，如果我们取一个时间段，来作为横截面，而把空间作为主坐标，就可以把诗人的具体分布描述出来，这就可以与“嬗变诗史”互补。我认为这样的诗史，不妨叫做“分布诗史”。描述诗人的“分布”，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它可以深化诗史或文学史的描述。

您的意思是，点将录这一体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王培军：我认为差不多是可以的。如前所述，作为“分布诗史”，它是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描述整个诗坛的诗人在空间的分布。我认为汪辟疆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自觉的。汪辟疆有篇专题文章，谈近代中国的诗派与地域，大概分了五六派，我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的前言里，把他这篇文章里所涉的诗人，与他《点将录》中所点的诗人，一一作了比对，发现他的做法是很谨严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能清楚地看到哪些诗人是顶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当时的几大流派，也都兼容并包，详载其中。只是少一些评论和作品分析。程千帆的合校本中有评语、人物小传，汪辟疆还准备遴选作品，附于诗人之后，可惜这个工作未能完成。我做的《笺证》，也有补他所不及、替他完善的意思。

历史学目前更多地倾向讲底层、大众的一些东西，这原无可厚非；但文学史、艺术史则不同，它必须关注天才的创造。哲学史、科学史亦然。凡是涉及精神创造，必然重视天才。一个时代的大诗人不可能横空出世，孤立地悬浮在空中，他的底下，是有像金字塔一样的一群人物的，有一群有才能的诗人才会有大诗人。诗人群的整体水平很高，大诗人的水平才会更高，因为大诗人的天才，需要同时代诗人的激发；其他诗人的水平不高，大诗人的创造天才，便很难全部被激发出来。这就好比下围棋，在一至九段上，棋手是连续分布的，不可能同代人是一二段，而只有一个孤独的大国手，独在九段。这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