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地痞无赖活动十分猖獗，拉帮结派。气焰嚣张，其表现是五花八门的，但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赌博：设局诱赌和聚众相赌是清代福建地痞无赖骗钱的一大伎俩，也是其重要的谋生手段，清代福建各地赌风都很盛。福州地方官林枝春把它列为福州民间社会“五蠹”之一，说：“衿监商贾，下及平民无不赌。”（道光《福建通志》卷５５）《闽小记》摊钱（类似掷骰子）之赌，福州惟南台为盛，漳泉两郡则处处有之。赌风很盛的福建就为地痞无赖从事赌博提供了广阔的场所。赌徒常趁集市和民间迎神赛会时聚众相赌。如闽北建阳是武夷茶产销中心，《风俗录．建阳县》载：“茶山近市，一市之人皆若狂，乘醉而赌，毫无忌惮。至茶事毕，游民尤集棚伙赌，以为生涯，不可不禁。”（陈盛韶：《问俗录》卷１，《建阳县》）地痞无赖有很多种诱赌方法：“或以声色为囵：或认文酒为囵，一坠其中，旦夕家破．及其穷也，又入其伙以勾引他人为衣食计。盖设局者棍徒而赚诱良家子弟者，半皆无行之士人也。”（施鸿保：《闽杂记》卷７）在闽南“漳浦俗赌风最甚，有等赌棍局赌开场，放头取管，纠合无赖凶徒引诱少年子弟，窥其殷实，或赌局骗现钱，或索写借契，甚或管以谷石，素以重利。及至稻谷登场，公然持契勒其父兄，而又恶党成群，挟以不得不从之势。”（道光《福建通志》卷56，《风俗》）光绪《漳州府志．风俗》又说：“赌棍诱民赌博，近日此类甚多，使人子弟覆产，为害甚大。”（光绪《漳州府志》卷37，《风俗》）有时地方官不得不出面干涉，颁布《严禁赌博谕》等，犯者予以严惩，如漳浦县令陈汝咸就曾这样做过。（道光《福建通志》卷５６）。

（２）斗棍：福建沿海之民尚气好斗，而清代宗族械斗之风尤炽，每个家族内部都有出现以械斗为业的地痞无赖，可称之谓“斗棍”。斗棍平日不事生产，整天游手好闲，舞刀弄枪，喜欢招惹是非，引起械斗，晚清的斗棍向有“双枪将”之称，一为鸦片枪，一为火枪，可见其寄生性。有时斗棍还可被雇用替外族械斗卖命，简直是“雇佣军”，所谓“习演鸟枪，以待雇请，专以杀人为涯”（转引自徐晓望：《试论清代闽粤乡族械斗》，载《学术研究》1989年第五期）就是指此，斗棍往往操纵械斗，平时滋事引起械斗，斗前索取械斗费，斗中担当主力，斗后挟资脱逃，致使族中良民之家受其累，陈盛韶在《问俗录．诏安县》中说：“械斗之动，动之利也。齐其心，齐其力，必齐其财，丁亩钱是也……索钱豪恶疾目切齿，须臾难缓，漳泉百姓敢于抗粮，不敢于抗此钱者，不畏官法，畏强梁也，火药凶器出于斯，兵糈差费出于斯，和尸亲，递息呈，亦出于斯。城乡无耻之徒，逐臭蚁附，而不肖家长，藉敛钱渔利，族中恶少无田产妻子，喜于滋事，转脱身事，外致忠厚驯谨，有室家之民受其重累，一斗而富者失富，再斗富者转贫，三斗而贫者流离死亡。”（陈盛韶：《问俗录》卷４，《诏安县》）尽管清代福建宗族械斗可能因为争沙田，争地租，争水，争风水及争迎神赛会等诸多原因，但其中与地痞无赖从中推波助澜不无关系。斗棍的存在，使得原本很频繁的乡族械斗更加频繁，是乡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宗族势力的庇护下，官府对斗棍难以整治，故得以逍遥法外，可以一次又一次参与械斗。

（３）顶凶：民间有犯法者，买人顶罪者，称为顶凶，或称“买凶”。顶凶是清代福建很普遍的一种罪民抗法勾当，也是地痞无赖借以骗钱的行当之一。清人德福的《闽政领要》将它列为福建五大“敝俗”之一，其论顶凶说：“闽人趋之若骛，凡可博利者不顾性命，故有各属具报命案，往往有审非真凶，系属顶代者，究其故，大概以正凶畏罪。情愿出资代购。而愍不畏死之徒，利其所有，到案即认为正凶，”（德福：《闽政领要》卷中，《民风好尚》）如遇死者家属不承认顶凶为正凶，正凶一般事前再花钱买通死者家属，也可蒙混过关，陈盛韶曾在顶凶多发地闽南做过县令，他因此而感慨地说：“夫蝼蚁贪生，其何不惧死也奈何？漳南人极贪昧，父仇不报，得钱即息，杀子图赖，称为作饷，利欲熏心，五伦皆灭。”（《问俗录．诏安县》）顶凶在械斗中较为普遍，一般未斗之前，双方都买好顶凶之徒，待斗完，官府追究时顶罪，族中无赖之徒皆好此业以获奖金，由于清朝法律规定：“顶凶之人照正凶减等治罪，”所以有时顶凶之徒，在官府初审时供认不讳，但待定罪后又翻供，致使案子悬而难决，而真凶得以从容脱逃，顶凶之徒也只得轻罚放走》。因而在闽南等地，还出现了职业顶凶之徒，可谓咄咄怪事。顶凶现象的普通存在严重干扰了地方司法审讯的正常进行，也使得富人犯案而逍遥法外，可以说是清代福建民间社会的一大恶习。

（４）白役：清代福建地痞无赖还窜籍地方政府各种差役中，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地方官正差一人，必有帮差数人，皆白役也，小事一语，牵连数人，动用大铁锁系颈，非纳钱十余缗不能脱手。其拘追，质讯总视两造出钱多寡以为迟速，而酒食纸笔之费无不与焉。其又甚者，本案之外可随时禀拘，随意释放，官不知亦不问。”（道光《福建通志》卷55，《风俗》）“偶有未遂其欲，或毁碎门窗，窘辱妇女，或锁带私家，非刑拷打；或不给衣食，以致伤生；或扯票装伤，诳禀拒捕，无恶不作，不饱不休。”（《福建省例．刑政例》第850页）白役在各府县的数目还相当多，据《福建省例．刑政例》第850页）白役在各府县的数目还相当多。据《福建省例．刑政例》载一报告说：“本司访查闽省各属白役有多至三，四百名者，即或一方，不下百数人，又所谓邦伙者称是。从数百虎狼于城市中，而欲闾阎安枕，得乎？”（同上，第1028页）白役横行不法是清代福建地方吏治败坏的结果，地痞无赖正是借吏治败坏之机，混水摸鱼，扯大旗作虎皮，敲诈勒索，充分暴露了其卑鄙蛮横的丑恶嘴脸。

（５）包总：清代福建民间社会中，“强凌弱，众暴寡”，大族欺侮小族，“福建下四府皆然。”小族如果靠近大族住居，其“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问俗录．诏安县》）一般出任包总的多是大族中的不肖子弟，也即地痞无赖，他们凭借宗族势力，期压小族。这也反映了清代福建家族主义的膨胀，法制的削弱，无怪于众小姓家庭联合起来，武装反抗大姓家庭的欺压，小姓称怨既久，乃集群小姓与之敌。于是宗族械斗就变得很为平常。

（６）偷盗：偷盗与地痞无赖有不解之缘，是其重要谋生手段。清代闽中地痞无赖从事偷盗活动也很猖獗，在闽北，“茶商往来之地，盗贼出没其间。陆路抢夺，水路扒舱，赃动满贯。”（《问俗录．建阳县》）更有人入海为盗，专劫过往商船的，律称“海盗”，这在福建沿海较为普遍，但有的属于贫民饥寒之盗，非都是地痞无赖，在此不赘述，在这里主要探讨陆上盗贼。在清代闽南有时暗中的偷盗往往发展为明火执仗的抢劫，陈盛韵《问俗录．诏安县》载：“漳南民情浮动，斗气而贪利。富岁，子弟见财起意，相邀为匪，恬不知耻．穿穴之贼，往往成群带刀，盗贼难分，”（陈盛韶：《问俗录》卷４，《诏安县》）更有甚者，发展为绑票：“侦其人子弟于途，要而执之：其甚者，深夜伙众明火持械斩门入其家，掳其人以去。”必交重金才放人，若稍有迟缓，则“截其子弟一指以示意矣。”（道光《福建通志》卷55，《风俗》）可见其行径极其恶劣与残忍。清代福建地痞无赖参与偷盗，手段恶劣残忍居多。越发使清代福建民间社会更加混乱与黑暗。

（７）神棍：闽俗“好巫尚鬼”（《八闽通志》）卷59，《祠庙》）上自绅宦，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祀神信怪，每逢迎神赛会，设醮之时，举国若狂，有些地痞无赖专门以“神事”为业，皆称“神棍”。神棍骗钱伎俩颇多，有称神灵附体而充巫师的，有造词修庙而充庙祝的，有会点堪舆之术而充风水先生的；还有借办迎神赛会而从中敛钱的等等，手段不一而足，神棍们也有自己的组织，称为“鬼社”，借口为神仙出力而横行乡里，不惜造神扮鬼，恐吓，诱惑无知小民献祭。（道光《福建通志》卷55，《风俗》）如福州奉祀荒诞的胡天保，胡天妹及“牛头愿”等等，纯是神棍们为了迎合某些心术不正的人而设，乱造神，乱祀神的后果是神怪的泛滥，清末泉州进士吴增在《泉俗激剌篇．多淫祠》中说：“淫祀无多算，有宫又有馆，捏造名号千百款，禽兽与水族，朽骨与枯木，塑像便求福。人为万物灵，自顾毋乃太菲薄，”（转引自《泉州文史》第五期）

（８）讼棍：闽俗好讼，一般无赖文人卖文弄墨，捕风捉影，制造讼事谋利者，俗称“讼棍”。光绪《漳州府志．民风》载：“漳俗好讼，多讼师，主之甚，且有包讼之弊，盖村民何能终，讼唯讼师主持，故讼遂不可止，更甚者，卫蠹舞文欺官，包揽词讼，害民种种，难以悉数。”（光绪《漳州符志》卷37，《风俗》）在闽西永定，讼棍勾结在城中的绅户，“专以包揽词讼，害民种种，难以悉数，”（光绪《漳州府志》卷37，《风俗》）在闽西永定，讼棍勾结在城中的绅户，“专以包揽词讼为生，乡郭愚民投宿其家，任其鱼肉”。名曰“歇家”。“故案牍最繁，诳告百出。”（彭光斗《闽锁记》）有的乡民受讼棍唆使，航海赴京师告状，称“京控”。（《问俗录．诏安》）更有甚者，讼棍与县府中的捕快，值役及地棍相勾结，借讼案打击毫无关系的富户，称为“开花”，影响极为恶劣。《问俗录．开花》记：“仙游命案初出里中，地棍，马快与城中讼师，值役，如蜣闻臭趋集，表里为奸，觅一尸亲附着其身，将数十里风马牛不及之殷户一网打尽，诬为主使，为喝令，为党率，为不救，为朋殴，威逼呈内，正凶半隐半现，阳作词稿，阴行通风，使纳钱买静，辗转五六日呈县，邑人之倾家者大半矣……命案开花，则上户日消；盗案开花，则中户日消，”（陈盛韶：《问俗录》卷３，《仙游县》正是讼棍插足讼案，使本来号称“繁讼”的清代福建争讼事件层出不穷，而讼棍与官府衙相勾结，打击无干系的富户，更是反映了清代法制的混乱和社会黑暗。

清代福建地痞无赖的种种恶行还是很多的，远不止以上所列的几个方面，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作者工作单位：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