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2月2日讯 在福建一些村落中，神灵崇拜潜意识地左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烧香敬神是许多妇女们的生活内容之一，闽西村落也不例外。在这些烧香敬神的村落妇女中，有一部分人是非常虔诚的信奉者，她们的“分界线”在于“皈依”：与一般的善男信女不同，烧香敬神不再只是她们生活的内容之一，而是成为一种自律性、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与出家人不同，这部分“皈依”女性在追求无形的精神信仰的同时，她们仍然生活在有形的现实中，甚至要将琐碎的世俗生活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能在空暇时间进入精神信仰的世界，从而使这种精神信仰背后往往蕴含着很强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表现为信仰植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蕴含于风俗和大众心态之中。

本文最重要的落脚点是闽西培田村，这里有必要先介绍它的基本情况。培田村是福建西南部的一个山间村落，位于连城县西南方向的宣和乡境内。这是一个传统宗族文化很浓厚的吴姓村落，面积仅有13.4平方公里，拥有人口约1500人。早在明清时期，培田村是长汀、连城两县官道中的要地，同时也是汀洲府、漳龙道竹、木、土纸及盐、油等日用百货的水陆中转站，它曾经有过自己的繁华。然而，随着历史年轮的更替和时势的变迁，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培田村逐渐偏离了交通枢纽的角色，甚至日益闭塞；也恰恰是这份偏离和闭塞，让蕴涵在这个客家小村落内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下来。

培田村妇女们在精神信仰上呈多元的状态：村庄附近庵庙众多，村内有天后宫、新福庵、文武庙、土地坛，村庄附近有卢第庵、云霄寨般若堂、马头山酬恩寺等。在庙宇中祀奉的神仙齐全，“有求必应”，各司其职，涵盖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在家族事务上妇女们无权参与———例如每逢祭祀、祭祖等家族是由男人们为主体组织并参与的，那么，在围绕村庄内外这些庵庙的民间信仰活动中，扮演主角的则是村中的妇女们。

人们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民间社会的神灵信仰是传统村落女性精神信仰的中心，作为一种信仰活动,人们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并通过各种符号仪式与这种力量发生互动。在闽西村落妇女的精神信仰生活中，村落间的各种寺庙、道庵是她们精神生活的汇聚点，而这些寺庙、道庵中的出家女性（即“师父”），被认为能够主持各种符号仪式与该神秘力量发生互动。她们往往原来就是本地或附近村落的女性，由于她们的特殊角色，再加上相同的性别和相似的年龄，她们更容易成为女性精神信仰的引领者，是村落民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

在本文关注的村落女性视野中，这些出家女性是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她们的精神信仰恰恰是最纯粹、最彻底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家修行,皈依信仰,是她们对信仰的一种制度化的认同,它往往伴随着特殊的强烈体验。

女性出家往往缘于各种人生际遇，她们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归根结底是缘于世俗社会的动因。清初的和邦额曾经这样概括尼姑出家及其心路历程：“顾念伊剃度亦有因缘：或多病而误信星书，父母忍心割舍；或早寡而情伤破镜，闺门决意修容；或失琴瑟之调，呈小忿而乌云辄剪；或抱琵琶之恨，恐中弃而白发靡依。于是礼金粟以向空门，本图忏悔。”闽西传统村落女性出家的原因与此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不尽相同。她们出家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宗教的、历史的、经济的因素，又有个人的、家庭的因素。

首先，家庭影响。家庭对个人信仰的引导是导致女性出家的重要原因。在田野调查中，笔者遇到了不少因为这个原因出家的女性。如宁化“老佛庵”德勤师太，虽出生在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张姓人家，但年仅1岁多就随姑姑在此庵中长大。其父母都是信佛之人，心地良好，常施善积德，在家中吃斋奉佛；正是在父母的影响下，全家6个子女都信佛。师太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出生后其父母曾看相算命，相信此女与佛有缘；而她的姑姑是“老佛庵”的师太，独身无孩，于是将她送入庵中过继给姑姑，让她自幼在佛前长大，皈依佛门。从此师太一生未离开此庵，言谈间并不后悔在佛灯前度过一生，亦不觉得清苦。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家庭影响而皈依佛门的例子，其父母的信仰理念和行动为家庭成员产生宗教信仰提供了心理氛围和基本心态，使这位师太一生安心佛门生涯。再如前述马头山“酬恩寺”住持普先师，尚在娘胎中父亲已去世；其母后未改嫁，一直在家中吃长斋，因与马头山前任住持光达师相识，就让女儿到此寺中皈依，年仅17岁即削发为尼，拜光达师为师父。

其次，健康原因。有不少女性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受益于一些信仰，最终走上皈依并出家的路途。如前述马头山酬恩寺已故住持光达师，她与佛结缘纯粹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先后生育了8个子女的她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其长子的一位朋友是个货郎，常挑着货担走街串巷，有一次到她家聊天时，建议她“要吃花斋、信佛，菩萨会保佑你，身体会更好”。她听从了这个建议，试着开始吃花斋、信佛，慢慢地身体真的变好了，从此她信佛的程度逐渐加深，到40多岁时皈依，50多岁落发出家到该寺，此后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直到70多岁过世。

第三，经济原因。在出家女性中，也不乏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送入庵庙的。如宁化济村双龙庙有一位师太，如今70多岁，小时候因为家里贫苦、孩子又多，父母无力抚养，母亲将她送至该庙，在庙里长大后出家。

第四，人生变故。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使得绝大多数女性将人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婚姻的美满和家庭的幸福上，因而婚姻家庭等人生变故通常会让女性受到极大的影响和伤害。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失意和不满，寻求精神解脱而遁入空门，就成为女性出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宁化冬山寺已故住持尼元慧，在结婚三四年里先后死了女儿、丈夫，伤心至极，原本就信佛的她于是下决心遁入空门，出家为尼，在寺庙中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直到81岁去世。

第五，个人热忱。有些女性出家是缘于自己对佛、法、僧三宝的热忱与信仰,选择了皈依宗教,出家为尼僧。如据宁化“老佛庵”住持德勤师太介绍，她的一位女弟子从小喜欢到寺庙，长到16岁就出家拜她为师，家人虽然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出家容易回家难

一般而言，落发出家者已与家庭划清界限，不再理家务事，偶尔可以回家看看，但不能再住在家中，即所谓“出家容易回家难”。女性出家献身于自己的精神信仰，是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的。“尼姑制度的引进，意味着严密的中国家族体系被打开一个缺口。”儒家对妇女角色的基本定位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所谓三从。对妇女而言，除了要遵守的孝道，更有作为女性主要角色的妻、母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传统村落视野中的女性出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也往往与自身的客观条件有关。这些一心向佛的出家女性，不论她们是因为何种原因出家，她们都认为自己“与佛有缘”，出家后再主动返俗者几乎没有。如果庵庙座落偏僻，有些出家女性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得不到保障，日子艰苦就更不用说了，但她们就这么坚持下来。如前述马头山酬恩寺已故住持光达师，50多岁时落发出家到此寺，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那时没有真正的出家人在此，偶尔村中有一些孤苦伶仃的老人或较穷苦的人会住在这里，村中人会来这里烧香敬神”。由于寺庙位于一座远离村庄无人居住的山头上，每到傍晚，庙内外寂静无声，这种状况注定了光达师刚到此寺的好些年里过得很艰苦。由于身为女性，她一个人独守寺庙，到了晚上会害怕，于是让年仅11岁的儿子（即后来的光章师）每天傍晚上山来陪她。而事实上，如果真是遇上危险，这个年仅11岁的儿子非但帮不了她，作为母亲她还得反过来保护儿子———她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哪怕这个年幼的儿子也能在夜色笼罩下的孤寂山野中给她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可见在那些日子里她内心深处极为脆弱的一面，但她并没有放弃。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她逐渐习惯不再感到害怕后，才没有让儿子每天上山陪自己。但这段特殊陪伴的日子，也为这个儿子的信仰之路埋下了伏笔。

出家之后，焚香祷告、诵读经文是出家女性每日必做的功课。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出家女性（包括皈依但未出家的女性）绝大部分没有进过学校，她们原本大字不识一个，但这并不影响她们学习诵读经文。从成为皈依弟子开始，她们会向自己的师父等人学习诵读经文：她们用“依葫芦画瓢”的土办法，念经纯粹生搬硬记学来的。因为已经出家，要在庵庙中一心向佛，在精神信仰的动力下，她们努力地学、拼命地记，直至能够熟练背诵不少经文。但即便能够熟练背诵经文了，有的能认一些出现频率高的字眼，有的却仍然不识字。

闽西民间信仰的真实写照

正如保云师所说：“仙佛同种一邱田”，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闽西民间信仰的真实写照：在闽西乡村的庵庙中，往往共同供奉着多种神灵，有佛教境界的、有道教信仰的、有地方的神灵等等，它们在同一个屋宇下和平共处，共享乡村百姓的香火。在这条追求心灵家园、精神归宿的长河中，村落妇女尤其是中老年妇女是这个信仰圈的主要群体，上了年纪的女性尤其容易被神灵信仰拨动心弦，对神灵信仰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接收力。这些传统村落视野下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文化程度低下。正统的经典文化对于这些村落妇女精神世界的直接影响甚微，但这并不意味者她们的精神世界苍白如纸：她们更多地受到来自民间民俗传统文化的支配。一方面，她们在男性主导的村落公共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往往在家庭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她们的精神世界，对乡村社会的神灵信仰是她们精神信仰的中心———她们把自身的精神诉求投射到神灵世界，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在家庭面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存难题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此时这些女性要为家庭的平安和顺利祈求神灵的保佑，承担更多的精神压力。

皈依教派、出家修行,是这些村落妇女们对信仰的一种制度化认同,它往往伴随着特殊的强烈体验。传统村落妇女作为底层社会的非精英群体，她们的精神生活、生存状态、生存文化向来较少受到关注。在具有浓厚历史文化传承的福建地域上，这些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下的底层女性，不论她们的精神生活贫乏与否、生存状态如何、生存方式如何，她们实际上都已经这样生活过来了。通过参与民间信仰活动，这些有所寄托的妇女籍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她们不仅掌握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清规戒律，同时也能暂时抛却世俗生活的烦恼，寄托心中的美好理想和愿望。然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撇不开的现实生活，而且往往要将琐碎的世俗生活摆在第一位。说到底，宗教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妇女信教是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精神和物质需求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是虚幻的。无形的信仰始终撇不开有形的现实，世俗生活的现实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渗透到虚幻的信仰中。她们的精神信仰背后往往蕴含着很强的现实性，表现为信仰植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蕴含于风俗和大众心态之中。（摘选于《福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