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无数先烈赴汤蹈火，英勇捐躯。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大地的儿女、中华的精英。

这其中有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女性——曾志。

在她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她。

情系井冈

1998年6月21日夜9时39分，北京医院北楼412病房，一颗搏动了87个春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走得那样坦荡、从容。只留下一纸《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火化……”

按照生前遗嘱，曾志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与陶铸的骨灰合葬在广州白云山的松风石下，她要长眠于此与陶铸长相厮守，并永远守望这座寄托着她无限深情的城市；另一半被送回到井冈山，因为那里是她人生的第一块淬火地。这里记录了一位红军女战士传奇的生命轨迹。

依惯例，像曾老此类级别干部百年之后，完全可以在八宝山找到归宿，接受众人的拜谒和凭吊，但是她却选择了“魂归井冈”。

70年前，她跟随朱毛红军上了井冈山，她以此为荣；70年后，她又以别样的方式和形态重上井冈山，她同样以此为荣！

7月1日，在小井红军烈士墓不远处的一块向阳坡地上，她的骨灰撒在了一块毫不起眼的深褐色墓碑石下。上面唯有简单几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我不知道当初她的儿女们选择这样的墓碑石是否有意而为之。这块不规则的石头，正形象地概括了这位墓主人有棱有角、坎坷不平、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

在巍峨绵延的罗霄山脉，有满山的青松、遍野的映山红与她为友，还有无数长眠于这块红土地的战友的英灵与她作伴，她是不会寂寞的！

不让须眉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尽管是有钱人家的千金，曾志却一点也不矫情，从小就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南，呈风起云涌之势。在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曾志，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小的学员、唯一的女兵。为了给女子争志气，她改名为曾志，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9月，曾志参加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跟着朱毛红军上了井冈山。后又跟随毛泽东转战福建，成为闽西“孩子王”。1930年6月后，曾志辗转厦门、漳州、福州，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斗争生活。

1933年6月初，曾志只身来到陌生的闽东，和叶飞、马立峰、占如柏等一道，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区工农武装暴动，建立闽东红军，推翻当地反动政权，于1934年初创建了闽东苏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27岁的曾志受党派遣，化名“曾霞”到荆门地区开展工作。她在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中共特密字党员）的帮助下，使荆门这座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后的小城起死回生……

解放战争时期，曾志头戴大皮帽，横跨战马，奔驰在东北茫茫的雪原和一望无际的大草甸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先后担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任广州电业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等职务。其实她本可以守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身边，洗尽征尘，享受夫人的尊贵，可她却以男人般的果敢，从容指挥这支庞大的工人大军；又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精心描绘这座轻工业城市的美好蓝图……

正当她踌躇满志为国家建设奉献才智之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浩劫使她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

文革刚结束，年近古稀的曾志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部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她具体组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长期蒙冤受害的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数以万计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她还参加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工作，最终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推上了历史审判台，以告慰老一辈革命家屈死的魂灵……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巾帼不让须眉”，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骄人的业绩，成为上世纪党内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赢得了国人的景仰和爱戴。

湘女多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曾志比常人幸运，因为她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三个知己。他们都是湖南籍人，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高级干部。

都说湘女多情。在外人眼里，这位湘女冷峻慎独，不苟言笑，厌恶缠绵，从不把“爱”挂在嘴边……但她自有铭心刻骨的爱恨情仇。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是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陶铸。他们的爱恋，始于地下工作的“假扮夫妻”。陶铸火热的性格和博大的情怀深深吸引了她，终于结成真正的革命伴侣。这段一开局就颇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在历经风雨走过漫长的36个年头后，以同样的悲壮落幕。

1933年5月，陶铸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托人捎信告诉她，身患重病并被判无期。在闽东打游击的曾志闻讯心急如焚……

1937年9月，曾志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武汉她居然见到了4年来日夜思念的陶铸。但短暂的相见接下来又是长久的分离。在送走前往鄂中大洪山打游击的陶铸之后，曾志毅然奔赴荆门，去开展新的工作。

1940年5月，曾志和陶铸终于幸福地相聚在延河水边。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在这里，曾传来他们劫后重逢的欢声笑语，并有了爱女斯亮……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妻，忘我工作，各忙各的，聚少离多。曾志更是特立独行，全心投入事业，很少顾及家庭和子女。

直到1966年5月的那场暴风骤雨，终于让夫妻真情在危难关头，得到了升华。难怪乎，陶铸在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赠曾志》诗中，流露出“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的万千感慨！

1967年初，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曾志不顾一切抱病进京，想用弱小的身体为丈夫遮风挡雨，承受打击。在中南海那座带“卐”字廊小楼的3年里，他们相依为命，携手共渡难关。

1969年10月18日那一天，他们微笑握手，郑重道别，就像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悲伤的泪水，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彼此那种透彻骨髓的痛苦和爱恋。车开了，他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表达这一生一世最后的敬意……

43天后，陶铸满含冤愤，孤单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母爱如山

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曾志不得不一次次泣血含泪，放弃母爱。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生下第一个孩子。迫于战争环境，曾志无奈地将未满月的亲生骨肉，含泪送给了当地王佐部队警卫连的石副连长，取名石来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曾志的多方寻找下，石来发才第一次与生母见面。此后他更名蔡石红，根植井冈，现已儿孙满堂。

鲜为人知的是，石来发其实是夏明震的“遗腹子”。夏家几乎满门抄斩，兄妹4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

1931年7月，曾志刚出生60多天的第二个儿子小铁牛不幸夭折。

1933年5月，她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为此，她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三子春华送给一个同志的寡妇婶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闽东的艰险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亲生骨肉，曾志不遗余力四处打探，总算找到了苦命的三儿子。不幸的是，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带给他的是终生残疾。小春华有志气，身残志不残，努力学习，后来成为工程师。

相比之下，女儿陶斯亮就比她的3个兄长幸运得多。

1940年5月，曾志与陶铸相聚在宝塔山下。一年后，曾志在中央医院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陶铸为她取名“斯亮”。

延安整风结束后，此前被怀疑“政治动摇”的曾志，给毛主席写信强烈要求随军，她要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诚。

她的请求获得了中央的特批，这意味着她将与女儿离别。作为一个35岁且作过绝育手术的女性，她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也曾犹豫过，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因为她不仅是一个母亲，更是一名战士。

其实，纵横黑山白水之间，每当夜深人静，她也常思念远在延安的幼女。特别是延安失陷后，女儿音讯全无，这是最让她牵肠挂肚的。

没想到时隔两年后，伤残军人杨卿顺带着小斯亮长途跋涉数千里，将女儿送到了东北白城子她的手中。

如果说陶斯亮在前半生的记忆中，难得体味母亲的温情、抚摸、拥抱，那么在父亲去世后，与母亲相依为命的30多年中，她深深地感受了那迟来的母爱。

曾志坦言，此生给儿女们的关爱太少太少。因此，她努力补偿过去的亏欠。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坚强的母亲更是儿女们心中精神的支柱、信仰的标杆。

作为女儿的陶斯亮，对母亲的爱有着深切的理解，“如果给我100个来生，我还要100次选择做我父母的女儿。”当曾志将要被推到太平间时，陶斯亮将一束百合花轻轻地放在母亲的枕边，然后做出了一个特别的举动——俯身亲了亲母亲的额头。在记忆中，她“想不起妈妈的吻是什么样儿”，而她也一辈子没有亲过母亲。在她看来，这最后一刻，也唯有这种最浪漫、最崇高的情感表达方式，才能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无限敬意。

我有理由相信，与女儿心有灵犀的母亲是能够感知到的。

她在敬献给母亲的那只小小的花圈上，写下了这样寓意深刻的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永远跟党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十分费解，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一个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的美丽少女，怎么会选择了一条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的人生道路。

1926年10月底，年仅15岁的曾志在湘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坚定不移地履行当初站在铁锤镰刀旗帜下的庄严承诺。

在此后的72年间，她却蒙受了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和前后40年的政审。

13年前,曾老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曾这样说道：“历来好强的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她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永远跟党走，至死不动摇。

1933年6月，带着不被党组织信任的隐痛，曾志只身来到闽东。在那里，她遭受了人生中最多的冤苦、最严厉的处分。而且这一处分如噩梦挥之不去，直到20年后才得到撤销。

1935年1月，国民党大举进攻闽东苏区。重病缠身的曾志与特委、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她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正是这离开闽东之举，曾志被指责为“政治动摇”。由于这一“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使得她在党内蒙受多次审查。

尽管后来曾志依然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但丝毫不影响她为党努力工作。她扪心自问：“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请求组织进行审查。经过长达两年的外调与政审，1956年广东省委做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谁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志离开闽东的这段历史，又使她受到中央专案组长时间的所谓“审查”。身处逆境的曾志身心受尽严酷折磨，但始终不向“四人帮”低头屈服。

1979年10月10日中组部复查意见认为：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７个字，曾志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共产党人，经受一些磨难和委屈是寻常之事，但不寻常的是曾志从来没有对党发泄过不满和怨恨。

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等高远的境界！

曾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位百岁老人，你会觉得曾老真是个诸多矛盾的聚合体。她家境富足舒适，却选择了苦难和坎坷；她外表秀美柔弱，内心却无比坚强；她性格刚烈，却以宽厚之心看待自己的屈辱和遭遇；她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俭朴与清贫；她位高权重，却不谋一己之利；她备受磨难、委屈，却信仰坚定……而这些恰恰是构成这位革命老人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人格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