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万俊人：
以精神文明建设实现“道德止跌”
历史地看，我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近代一百多年来，我们自身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间歇性文化自虐”的倾向，始终缺乏一种健全而坚定的文化自信，精神文明建设缺乏一以贯之且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战略。
今天看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与欧美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上的，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化建设方面的，尽管我们与欧美国家对精神文明或文化道德有着迥然有别的概念和理解。具体地说，就是从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实施，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文明礼仪、社会风尚和人们日常行为习惯等“日用伦理实践”等多方面的差距。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但更需要尊重事实和真理。
承认这种差距并非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所必需的心态与姿态。欧洲人用了五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间也曾经遭遇严重的文化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危机，甚至比我们今天所遭际的严重得多、深刻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五百年的西方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其所引发的社会文明危机，很可能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批判反思的结果。相比而言，即使从19世纪中叶算起，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才进行了170余年，而且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这一社会转型的，所以，我们遭遇这样一些挑战和困境是很自然的。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我比喻叫做“火车加速拐弯”，其基本特点是：一方面，零资本启动、借力型、加速度、跨越式；但另一方面，却是差别化、风险高、成本高、代价大。这里所讲的成本和代价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环境资源的，也包括文化和道德的，甚至包括社会文化精神的挑战压力。我曾经大胆地说过，在我们社会的现代转型代价或成本中，付出最大、最多、且最难弥补的代价是生态环境和文化道德的代价。
精神文明或者说文化道德根本上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我以为，我们党领导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秘诀之一是我们党较好地——相对于国民党而言——创造性地建构和运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亦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近些年来我们工作的许多失误和教训，也多半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弘扬这一党的工作传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或者忽视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这些天，我经常观看纪实电视片《世纪转折点上的邓小平》，更深切地了解到，他老人家从来都是以科学发展观来分析、处理和指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比如，他领导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重大问题的决议》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宪法》修订，特别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决断、以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些列论断。遗憾地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期，对精神文明和文化道德的建设有所松懈，造成了许多被动和后遗症。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总结的。
通过上述简要的历史梳理和分析之后，让我们回到本次会议的主题上来，这样以来，我们对发生在1984年6月三明市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感受和理解或许要确切深刻一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如何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当务之急是对自下而上这一过程的关注和研究。
我们党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或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经验，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是针对我们党的工作和原则和方法——即“群众路线”——而说的，实际上也可以是我们从事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先自下而上，尔后再自上而下。近代西方大哲康德在谈到思想启蒙和道德教化时也曾有过相近的主张。他指出，真正有意义的道德形上学首先是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现、凝练和积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然后经过理性的论证梳理，形成合理可证的道德原则或原理，最后再将之推广落实到大众的日常经验生活之中，非如此不足以建构真正有意义的、长久有效的道德伦理文化。最近一些年来，我们都感到思想文化和道德精神建设似乎遇到了“瓶颈”和“关隘”，效果不显著，更难以持久，缺乏一以贯之之道。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我以为是自上而下太多，自下而上不够。由是观之，我们才会真正深切地理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心开展全党群众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
我理解的“群众路线”就是人民为本，群众为本，基层为本。不走群众路线，政治上就会失去民心，国家的政治认同就会降低甚至瓦解，这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不走群众路线，经济上就会出现严重偏差和不公，出现小平同志早就担心的贫富分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严重不公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甚至也为任何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不走群众路线，思想文化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会架空，就会如无根的浮萍和漂浮不定的浮云无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里落地生根，更谈不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里开花结果！因此，只有走好群众路线，才能形成坚强的政治组织路线，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能普遍有效地实施思想宣传、社会动员，并有力地领导社会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地引领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并最终实现整个社会之精神文明的健康进步。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性评估，三明市在30年前所创造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多么珍贵，多么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普遍意义！概而言之，至少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1）三明市的“五四三”经验对于全社会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因而，它首先是“地方性的”，同时也是“普遍性的”，创之不易，一以贯之坚持30余年更不易，我们应当珍惜之，完善之，长久坚持之！（2）三明市的“五四三”经验是从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其所以能够扩展全国，示范全社会，首先在于它切合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同时也反映了30余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后文革时代”，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的重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否定“文革”绝对正确，但否定之后需要新的肯定，过于紧急的经济要务使我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便出现诸如“潘晓现象”、“道德冷漠”、“精神污染”一类的反常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尤其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之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注意不够，重视不够，造成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上的被动。三明市较早地自觉到了这一点，创造性地开展了“五四三”活动，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此值得我们特别珍惜。（3）三明市的“五四三”经验是一种既有社会基本价值乃至核心价值关切（譬如：“爱祖国”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又有日常道德伦理实践要求（例如：讲文明、讲礼貌等日常行为要求）的较为完整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这样的“地方性”经验较之其他的“地方性”经验来说，更完备、更完整、更有系统性，因而也更有完善的空间和普及的潜力。（4）三明市的“五四三”经验不是个人人格化的，而是群众性的、社会化的、整体性的，因之，它既具有大众化、社会普遍化的形式，又具有真实可感、切近可行、行之普遍见效的内涵和潜能。这一点特点使其更适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总体需要，更有公共示范和普及推广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公共扩展空间。三明市的“五四三”经验及其特点肯定不止这些，所以，举行今天的会议很有必要，它为我们反思、总结三明市“五四三”活动开展30余年来的成功经验，寻求改进、完善、推广的合理有效之方式，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最后，我想提几点建议：第一，要特别注意，创造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或文明建设经验不易，坚守并完善它更不易，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放弃不断改进完善的努力。达于至善很难很难，但止于至善的努力和毅力不能中断，更不能放弃。历史上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在目前阶段，要特别注意“五四三”经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的关联与融会，使之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和有效路径。第三，要特别注意，“五四三”的要求不仅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而且首先是针对党政干部和公共管理者的。也就是说，要把这一活动的开展与党内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文化道德不是一种一般性的知识，其传教和接受不同于学校知识教育。它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内在心性养成，西方人把它叫做“tacit knowledge”（“意会性知识”），需要通过“意会”而最终形成一种“enbodiment”亦即化入身心的心意和行动。所以，在道德领域没有导师，只有学习者和行动者，所有人都是学习者、践行者。鉴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习惯，作为社会和公众之领导的公共管理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直至领袖，其言行的公共示范作用更为突出和重要。所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所谓“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因此，“五四三”不单是对平民百姓的一般文明和道德要求，更是且首先是对公共管理者和领导的政治文明和政治道德要求！这一点十分重要，至少对于改善当下中国精神文明状况、特别是实现我所谓的“道德止跌”来说十分紧要和紧迫。当前的反腐倡廉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叫好，其原由之一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