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归，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每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一定会回来，这一现象几经反复，已经固化为规律。

儒家文化在先秦时期不过是诸子之一，孔孟终其一生，栖栖遑遑，理想也没有得到实现。一直到了汉代，董仲舒借助汉初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乃守成之学”，向汉武大帝谏言儒家应该“度越诸子，定于一尊”的建议，得到汉武大帝认同，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文化就成为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

在历史上，用儒家思想治国，就长治久安，不用儒家就“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与汉比较，秦用法家，统治不过几十年；汉用儒家，统治将近四百年。元和清比较，都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朝的马队横扫欧亚大陆，对儒家起初并不认同，虽然后来认识到重要性，但为时已晚，元代统治维持不到百年。满清入关就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虽然军事上也很强盛，但是文化上主动采用了儒家思想，统治维持了268年。

诸子思想蕴含永恒主题

中国丰富的学术遗产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在专业层面，只有儒家文化才有资格成为“经”。儒家文献一旦成为经典，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几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儒家文化次第展开。

史学是用儒家的观点写历史、评价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大史学家包括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等等，都是大儒。儒家是用道理说话，而史学则是用事实证明——就像写一篇议论文，一个是论点，一个是论据；一个是以理言之，一个是以事实言之，文史、经史之间相互补充、印证。

诸子是对儒家文化的补充平衡。儒家强调积极进取，道家就强调清静无为，以出世的张力消解入世的纠结，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儒家强调礼治，法家侧重法治。礼与法都节制人的行为，只是礼偏重的是“诚于中、形于外”，法强调制度，是对行为的约束。此外，礼侧重于自律，法侧重于他律——儒、法实质上是对人的行为靠文明自觉与靠制度约束的相互补充。再看儒家和墨家的关系，儒家强调“仁爱”，墨家强调“兼爱”。但是还原到真实世界中，爱能没有等级之分吗？儒家强调“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其中“杀”，就是降等，即针对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礼。

诸子的思想各有所长，相互补充，所以形成百家争鸣、文化多元的态势。儒家和而不同、不流，相互共存、尊重，因而在中华文化中能够一枝独秀。儒家强调的忠恕、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思想，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对于我们今天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可以起到补救作用。更何况，学习、诚信、孝悌、知行这些理念，是超越某种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历史时代的永恒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