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恩施后，我从碾盘公社小学下伸到麦里大队小学，和我共事的是民办教师王昌成。他找木匠按我设计的尺寸做出了毛算盘架子。农村木匠钻头小，在3根横梁上钻的眼不能穿绳子，我们就烧红铁丝把眼烙大。用什么绳子挂珠又使人为难了，棉绳麻绳都挂不稳珠，我们又搓棕绳，专门搓得毛毛碴碴的，这下成功了。用毛算盘进行珠算教学，学生像第一次看电影那样高兴。我们一气做了几把，用完了全部算珠，武装了这个大队的所有教学点，区里在麦里小学开了现场会，这一经验还推广到邻近几个公社。有一个家长是个车匠，平日给别人车吃饭用的木碗，特意给我车了一盘黄杨木算珠，我又做了一架毛算盘，香楠木架子，配上黄杨木珠子，我又用砂纸打磨，精致极了，简直像工艺品。自制毛算盘帮我在麦里坝培养了一批珠算人才，小学一年级就靠它帮学生建立数的概念，到三年级，加减乘除全部过关，不少学生还能回去帮家里或生产队算账。农民衡量教学质量是现实的，一看孩子识了多少字，会不会读报写信打条子，二看打不打得来算盘，会不会算账。

木刻版给山里的孩子帮了大忙，做作业花不了多少钱。我请人做了一个木架，用楔子把木刻版固定在上面，泡一钵土红，有一把棕刷子就可以生产练习本了。如果学生带纸来，当着他们印，装订，切边，当时就可得练习本用。如果学生带鸡蛋来换，一个鸡蛋可以换3个练习本，当时鸡蛋4分钱一个，我再把鸡蛋背到供销社去换纸。看来办教育仍少不了土办法。

再一次大规模生产练习本是在刚粉碎“四人帮”时。1976年，我摆脱悄悄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活，可以光明正大大干社会主义了，我被任命为红武中小学校长，即现在的伴云庵小学，旧社会是一座名叫伴云庵的尼姑庵。我去时只50多个学生，两个小学复式班，一个初中班，4个教师。去的那学期，转学回来一批初中生，又办了一个初中班，第二年小学生入学猛增，邻近几个大队的初中并入，一下有了8个班，一个学前班，小学五个班，初中两个班，380多名学生。我们一面自己挑石头修教室，一面上课，没有课桌凳学生带，没有教室就利用这尼姑庵的一切空地，连山门口的过道也做了教室。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练习本和纸。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学校几乎成了一片荒原。麦里坝教书时，有练习本和纸卖，只是学生无钱，而现在是有钱无市。学生没有练习本，等于汽车驾驶员没有车。我又决定自己来印，因学生多，用木刻版太慢，准备刻蜡纸油印。油印要闯三关：一无油印机，二无油墨，三无纸。我去区教育站借油印机，他们给了我一架报废了的，没有纱网，没有滚筒，没有调油墨的玻璃板。我如获至宝，提回了学校，买回了纱网和滚筒，托一位丈夫单位在搞修建的女老师，划来一块玻璃板，整旧如新，可以用了。又去找区委办公室主任，原来是位教师，念我曾带过他的份上，偷偷给我搞了半盒油墨，粮店、银行、医院都去讨过，听我说到学生学习的困难，都表同情，没让我打空手。最困难的还是纸了，我和全校老师利用各自的关系，四面出击去找纸，有的从印刷厂买回切下的边边角角，有的买回了又粗又黑的包装纸，还托人买到武汉、常德、万县。1977年我又回过一次老家，中心任务是买纸，来凤没有，跑15里到湖南龙山，见商店就问，仍没有，垂头丧气回家时，却在华塘坝一家供销社发现了纸，数光身上所有的钱买回了一令，觉得自己成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翁，回恩施时还是厚着脸皮找母亲要的路费。学校民办教师占一多半，他们工资低，家庭劳动重，我没惊扰他们，从刻蜡纸、油印、装订、切边，一人干下底。该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春意融融，蛙声一片，桂花飘香，雪风朴窗，特别是蚊虫成阵的时节，常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油墨。在那几年，很多学校只学不练，我们300多学生都有练习本用。从1977年至1981年，红武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一直位居全区前列，中小学升学率年年第一，在全县也挂上了号，除教师的勤奋工作外，不能不感谢练习本。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买不到书，靠剪报学习，作过很多笔记，制作过很多卡片，这些东西还珍贵地放在案头。那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很多是学生写过的练习本的背面，那成堆的卡片，多数是从工地上捡回的水泥包装袋的牛皮纸制作的。我喜欢这些陈古八十年的东西，经常翻看这些土里土气褪了色的、或水渍后字迹模糊的笔记本、卡片，用这些东西启发我的学生，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激励自己奋进不息。我还托人去麦里小学问毛算盘还在不在，老师们笑我是外婆讲童话，小学生都用上了计算器，不知算盘为何物。我并不是沉溺怀旧，只觉得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不应该遗忘，不应该丢失，我怀念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一切为了教育一切为了学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