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庭槐

1964年春节，是我被划右派后第一次回到老家来凤。当时我在恩施碾盘公社小学教书，距来凤县城400多里。要走35里细沙河的弯弯山路才到屯堡镇，坐21公里汽车到恩施城，再行车一天才到来凤。我给久别的父母带回一个身体壮实、心地善良的农村儿媳，一个两岁多的孙子，一个才3个月的孙女。

父母苍老了许多，都快走完人生的旅程。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大了9个儿女，并使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还带大过大姐的4个孩子，六姐的3个孩子，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孙子，沉浸在辛酸的欢乐中。父亲整天把孙子打个马马肩在街上转来转去，夜晚带孩子去看电灯，看南戏，见到老街坊，总是乐呵呵地炫耀：“这是我的长孙，是在恩施工作的老大的儿子，你看，好像老大小时的样子，这古董劲儿嘛，就像他公公了。”父亲对孙子一点也不古董，给孙子吹口哨学各种雀鸟叫，晚上对着灯光用手投影板壁上，有小狗，小猫，鸡子打架，逗得孩子哈哈笑。每看到老人这些举动，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苦味儿，只有偷偷抹泪。母亲则整天埋怨我们不会收拾孩子，每天不给孩子抹澡洗屁股。她老人家哪里知道，我们不像城里人有空，妻子每天要去生产队上工，孩子是在她背上长大的，是在土地上乱爬学会走路的，他们不生病，比城里的孩子健壮得多。母亲日夜纺棉花，换回了土布，自己染色，给孩子做了红绿两色的单衣、夹衣、棉衣，够穿几年的了。晚上就坐在我的床前垂泪，谈他们二老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是怎样过出来的，以及我这五六年没给家里写信的思念。我仍没谈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怎么瞒得过熟悉孩子每个毛孔的母亲，她看我腰上胎生的红斑，摸我手上厚厚的老茧，肩上粗糙的厚皮，颈椎上的肉瘤，捏我那已是四方棱的指头，那变了形的粗硬的脚板，任母亲的泪水在我的脸上、身上滴洒。

我虽工作10年，只在1958年5月上大山顶去改造时给父母寄过20元钱，历尽坎坷，一贫如洗。这次只图用力气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因家住城市没什么下力的家务活做，对我这划过右派劳动改造过的乡村教师，城里人的重活难活只当喝口凉水。像母亲认为最难的活儿是在上10米深的吊井打水，我放下长长吊绳上的水桶，有力的手摆动几下，桶就会翻下去，用力一沉，就会打满一桶水，三把五把就提上来了，不要几分钟，就把水缸装得满满的。我这当了上门女婿，每晚能用大石磨推3升包谷子的人，在城市的小石磨上去推过年的绿豆皮浆、汤圆浆、没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至于舂碓，更是拿手戏，我只消500脚就可把谷子舂成熟米，一晚上曾给生产队舂出过200多斤大米，现在来舂粑粑粉子，要轻松得多。母亲见我两只脚换来换去舂碓，手拿长竹竿在碓窝拨动的熟练劲儿，又抹泪了，她知道我这从小念书娇生惯养的书生，能会这些该要付出多大代价，真是脱胎换骨！父母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疙瘩柴，在我这大办钢铁中砍过大树的手上，一个早上就划完了，还给左邻右舍划了不少。然而，这次回老家的最大收获，是解决了我作为乡村教师教学中的两大难题——做毛算盘的主要构件算珠，印刷练习本的木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