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安鹏

我们小时候的春节，虽然过得比较寒酸，但因为有了心理和行为的互动，却依然有着浓浓的年味，至今记忆犹新。

刚记事时，正值“文革”初期，老百姓普遍贫穷，平时难得有好穿的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不理会父母持家过日子的艰难，总是盼望着新年早日到来。

过年能穿上新衣裳。那时农村有个顺口溜:“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嬷嬷要个烂鞋套，老头子要顶破毡帽。” 父母亲要脸面，过年时总要想方设法给老人孩子添件新衣裳，换换新面貌。我们家弟兄们多，就尽量让大一些的兄长们穿得好一点，让我们拾他们替换下来的旧衣服改巴改巴接着穿。实在不能穿了，父亲就到山里买来蓝底上印着白菊花瓣的老粗布，给我们做棉袄棉裤，特别舒适暖和，引来伙伴羡慕的眼神。可不是吗，有些家长过日子不会算，孩子们穿得破衣烂衫的有的是。

过年会有好吃的。进了腊月，生产队都要分些豆油，劳力多的人家能分上十来斤，我们家虽然人口多但劳力少，也就摊个七八斤。养猪场还要杀两头大肥猪，按人头每人可以摊一斤左右，有了油有了肉，社员们的脸上就有了喜色。

“腊月天短，梳头洗脸。”年三十早早吃过午饭，父亲就张罗着炸酥菜。他腰扎围裙、操刀破菜、和面糊子，奶奶则配合父亲烧锅，被木头火烤得面色红润。那时不像现在要嘛有嘛，想吃嘛做嘛，过油的菜也就是些土豆块、苤蓝条、小渣渣鱼、豆腐和萝卜馅丸子之类的东西，到了炸丸子时已是油贴锅底，炸出的丸子甚至有些发黑发苦。我和弟弟嘴馋得光想用手捏酥菜吃，总被父亲拦住，说是等炸完菜留下上供的后才能吃。母亲在屋里摺米花糖，用红薯和梨熬成的糖稀和大米花拌在一起，拍成饼状切成一条一条的，吃起来又香又脆又甜。还要炒上半箢子花生，这都是平时难得吃上的。母亲还忙着包饺子，那时的麦子面是不去皮的，虽然有些黑但很有麦香味。即使这样，纯麦子面的饺子也就吃上一顿，接下来就要掺些包谷面和红薯面来包。母亲说：“‘年好过，春难熬’，过日子早着呢”。使我最难忘的是那顿丰盛的年夜饭，除夕晚上摆上供放完鞭炮，一家人就围坐在火盆旁吃团圆饭，大人们借此机会拉拉呱，说说来年的打算，我们不大懂事就知道吃，特别是那盘子大片的肥猪肉特别诱人，平时哪能吃得上肉呀。

过年可以尽兴地玩。放了寒假，我们赶紧做完不太繁重的作业，抽空便和小伙伴们一起疯玩。那时候小孩特别多，哪家都是少则三四个多则六七个孩子，当时又没有电脑电视，都在外边做游戏，一粘一伙，一邀一群，开心热闹。春节期间，家里买的大一些的鞭炮要在重要的节点上燃放，我们就用父母给的一块、两块的“压岁钱”买些“小豆札”炮仗，像宝贝似的收藏着，一个一个地摘开放。正月初一早上，随着拜年队伍在各家的庭院里拣一些截捻的“哑巴”炮仗，有的还有短捻子就用柴火将其熰炸，没有捻子的就拨开一头露出火药，把两个相对着放好，先点燃一只再引着另一只，这叫“老嬷嬷嗤老头”。

元宵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热闹。家家都要蒸面灯，在圆柱形的面团上端捏出一个小窝窝，边沿上捏出耳朵，一个耳朵代表一个月份，一共十二个。还要用面捏出龙、狗、鸡、勺子等。掀开锅看灯碗里水的多少来判断今年哪个月份雨水充足，哪个月份缺雨水。然后把这些面灯倒上豆油，用火柴杆缠上棉絮插在里面当捻子点上，按照母亲的吩咐端着面灯到外面走一走、照一照，然后把龙放到粮囤子里，意思是有仓龙引进，今年定会有好收成。把鸡放到鸡窝上，把狗放到大门口的门枕石上，把勺子放到锅上，也都各有寓意。等油着完了就可以吃掉，唯独面龙暂时不能吃，要等到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切成细丝，和面条一起煮着吃，那叫“喝龙须”。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各种花炮，我哥就土法上马给我和弟弟做烟火，把木炭和盐碾碎后用草纸卷成细筒状用手拿着燃放，啪啦啪啦炸着还冒着金星；还有“泥窝窝”，把能发光的火药装在窝头状的泥墩子里，墩在地上点着捻子向外喷溅着火花，也就是颜色单调的烟火吧。正月十五的夜晚还要甩“刷刷把子”，将用过的刷刷头燃着后甩上几甩，等燃旺了就到另一个村的村口使劲地扔出去，这叫“甩穷”，对面的村庄也如法炮制，把象征贫穷和落后的“刷刷把子”狠狠地甩过来，有时还因为还燃着了人家的麦穰垛和茅草屋而引起纠纷，大人们亲自出来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