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安鹏

我们小时候的春节，虽然过得比较寒酸，但因为有了心理和行为的互动，却依然有着浓浓的年味，至今记忆犹新。

刚记事时，正值“文革”初期，老百姓普遍贫穷，平时难得有好穿的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不理会父母持家过日子的艰难，总是盼望着新年早日到来。

过年能穿上新衣裳。那时农村有个顺口溜:“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嬷嬷要个烂鞋套，老头子要顶破毡帽。” 父母亲要脸面，过年时总要想方设法给老人孩子添件新衣裳，换换新面貌。我们家弟兄们多，就尽量让大一些的兄长们穿得好一点，让我们拾他们替换下来的旧衣服改巴改巴接着穿。实在不能穿了，父亲就到山里买来蓝底上印着白菊花瓣的老粗布，给我们做棉袄棉裤，特别舒适暖和，引来伙伴羡慕的眼神。可不是吗，有些家长过日子不会算，孩子们穿得破衣烂衫的有的是。

过年会有好吃的。进了腊月，生产队都要分些豆油，劳力多的人家能分上十来斤，我们家虽然人口多但劳力少，也就摊个七八斤。养猪场还要杀两头大肥猪，按人头每人可以摊一斤左右，有了油有了肉，社员们的脸上就有了喜色。

“腊月天短，梳头洗脸。”年三十早早吃过午饭，父亲就张罗着炸酥菜。他腰扎围裙、操刀破菜、和面糊子，奶奶则配合父亲烧锅，被木头火烤得面色红润。那时不像现在要嘛有嘛，想吃嘛做嘛，过油的菜也就是些土豆块、苤蓝条、小渣渣鱼、豆腐和萝卜馅丸子之类的东西，到了炸丸子时已是油贴锅底，炸出的丸子甚至有些发黑发苦。我和弟弟嘴馋得光想用手捏酥菜吃，总被父亲拦住，说是等炸完菜留下上供的后才能吃。母亲在屋里摺米花糖，用红薯和梨熬成的糖稀和大米花拌在一起，拍成饼状切成一条一条的，吃起来又香又脆又甜。还要炒上半箢子花生，这都是平时难得吃上的。母亲还忙着包饺子，那时的麦子面是不去皮的，虽然有些黑但很有麦香味。即使这样，纯麦子面的饺子也就吃上一顿，接下来就要掺些包谷面和红薯面来包。母亲说：“‘年好过，春难熬’，过日子早着呢”。使我最难忘的是那顿丰盛的年夜饭，除夕晚上摆上供放完鞭炮，一家人就围坐在火盆旁吃团圆饭，大人们借此机会拉拉呱，说说来年的打算，我们不大懂事就知道吃，特别是那盘子大片的肥猪肉特别诱人，平时哪能吃得上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