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德彰

灿烂的阳光下，天山是如此辉煌，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背倚苍穹，宛如纯银的王座，神秘，遥远，肃穆而庄严。从它的怀里渗出一缕清泉，渐流渐宽，来到原上，已是一条乳白色的大河。太阳晒着，暖风吹着，从高处携来的泥土，淤成连绵绿洲，禾稼葱茏，林木蓊郁。这条串缀着绿珍珠的银线白得耀眼，土著维吾尔人叫它“阿克苏”，汉译就是白色的水，地图上标名阿克苏河。她一路盘桓，哺育着田野和炊烟，曲折南进，汇入塔里木河，向左转，终于枯竭在塔克拉玛干大漠深处。胜利渠是她的女儿。屯垦的人们从阿克苏河右腋引水西行，涌流着数十个秒立方、长达102公里的是主干渠，派生出6条干渠，干渠又生斗渠，其次农渠，最后是引渠，流量0.4秒立方，直接灌田。水网纵横，滋润了千古荒滩，在沙井子、新井子、喀拉库勒一带，绵延百余公里的田园，生息着数以万计的移民。

胜利渠的开凿，是共和国水利史上的事件。当年，傅作义先生以水利部长之尊，从京都专程前来，出席放水典礼。老人们乐于描述，他穿件浅色衬衫,戴着草帽,在骄阳下剪彩的情景。这胜利渠还是解放军的光荣所在。步兵第五师，王震将军的南泥湾旧部，1949年进军西域，驻扎在阿克苏河上，代号“胜利部队”。于是阿克苏城里处处闪耀着他们的光彩：最早的洋楼，胜利饭店；最高的建筑，胜利剧院；最繁华的商场，胜利商店……连远方天际的托木尔峰，都一度被命名为胜利峰呢！这胜利渠，不用说，便是他们屯垦戍边的壮举。然而，人们也知道，开凿胜利渠的，除了军人，还有罪人，1953年从河南、湖北和四川遣送新疆的罪人。他们数以千计，服役在胜利渠上。如今，渠上的插柳已然成阴，渠边的稻麦也收割了十几茬，他们，还活着的，大多已摇身一变，成了我的伙伴，一同“早请示，晚汇报”，一同在工间休息时学习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趁机过个烟瘾，拥有同一顶桂冠：“三类人员”。

三类人员，词典里查不到，不是普通话，而是一个行业用语。特指革命社会专政对象中的一个小类，又分为三个小小类：现役劳改犯，现役劳教员，前劳改犯与前劳教员。既然年年有人投身劳改劳教，三类人员的队伍就不断壮大，如同蚕食着大漠的绿洲。这个垦区所有的的渠道、田亩、林带，居民点和荒郊，哪里没有他们的足迹，哪里不能掩埋他们的尸骨呢！王家治、万长荣、沈国纯、李安煜，就是筑过胜利渠的湖北佬，而我和林茂昌等，则是退役不久的劳教员。

这林先生是四川人，五十来岁，个子不高，却是身型宽厚，谢了顶，那脑门是愈见其辽阔与荒凉了，塑胶框架的大眼镜，压着发红的鼻子。论干活，他当然是没有多少油水了，却是饱学而多知。大约也曾精明干练，要不为什么三十来岁就当上国民政府甘肃省广播电台台长，而人民政府还委任他为甘肃日报社总务科长呢？只为贪吃，1960年给自己的6口之家买回40斤洋芋，断送了科长的好日子，进了劳教所。“昨天晚上《天仙配》，今天早上‘保险柜’”——甘肃来的劳教员回忆1961年，他们看电影的次日被装进闷罐车解送西域的情景。从此，林茂昌服役在天山南麓，拓荒、治渠、建电站、修水库、投入忙季的农事，一任岁月流徙。

林木都萧条了，僵硬地插在积雪上，梳理着寒风，夜里不时传来蓄水池冰面冻裂的声音。呵气成冻的早晨，大家缩紧身子前往工地，鼻子冻得闷痛，棉帽帽檐和护耳结满了冰碴。唯独林茂昌，脖子上裸露着他那颗怪哉脑袋，胡须、眉睫、脑门边际，都布满白色的冰丝。

“老林啊，买顶帽子吧。”

“一顶帽子，二块五角钱，750克酒泥！”那瓮着的鼻子答道。

断然不行。是啊，乡关、妻儿、往日的荣华全然抛弃了，只有这东西，酒，还不时眷顾着他。林氏语云，“酒，人生之一乐也”。无论多么疲倦、困顿，他从不吸一口烟，穿的么，一年到头，比我们还破烂，几个钱都买了酒。追怀往事时，他念念不忘的是：

“我在兰州的时候，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四角八分：五十六块四角八，一家六口的生活；六十块，吃酒。”

这段台词，连那顽固不化的川东口音，如同祥林嫂的“我真傻……”，全队上下莫不知晓。而眼下32.68元的工资，伙食之外所剩无多，难怪老林喟然叹息：

“想当初，吃啥有啥，今天么，有啥吃啥！”

这“吃啥”与“有啥”的修辞，颇为同人赞赏，一旦受到称许，此公更是振振有词：

“恩格斯说过，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以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前提。曾国藩上表咸丰皇帝，写了‘臣屡战屡败’，幕宾赶快添上4个字，‘屡败屡战’，看吧，大不一样了。我是学来的呢。”

嗜酒，令他衣食都难乎为继了，伙伴们劝他戒酒，作为答复，他于是欣然朗诵自己的《不戒酒歌诀》：

酒，三点加个酉。鱼儿墙上挂，猫儿地下守，鱼儿掉下来，猫儿不张口。我戒酒。

酒，三点加个酉。姑娘那头睡，小伙子这头守，姑娘爬过来，小伙子不动手。我戒酒。

老林实在不该戒酒，因为他有酒喝的时候便是伙伴们的节日，一旦革除了酒瘾，我们凄苦的生活便少去了许多快乐与欢娱。夜里，严寒和劳役已被关在门外，漏烟的火炉起劲地呼呼着，空气里弥漫着烘烤包脚布的气息，来巡视的管教人员被薰走了，一班青年就约老林下象棋。他轻马重炮，善于用炮，我们每每败在他的炮口下。久而久之，我们也终于有了对付他的奇招,叫做“制服拿破仑”--——开局伊始就不惜工本逼他兑炮。兑掉了,他就难操胜券;回避兑炮,失了先手,也容易输。当你很赖皮地缠他兑炮，我们的拿破仑显得烦恼莫名，待到输了棋，他却又坦然一笑，对后生们很赞赏呢！倘若他同队上的顶尖高手对局，对陈金生，国民党团长，对黄广林，文体全能冠军，后生们总设法弄点酒来为他助阵。没有酒，老林必然是输，有了酒，往往奇妙横生，下出堪称经典的套路来。“水的形体，火的性格”，酒这东西自然是老林的尤物,救世主,他容不得谁亵渎酒的声誉。你说酒会祸及遗传，比如李白、鲁迅后继无人，他说曹操好酒，而曹丕、曹植文采昭然。你说酒会毁坏人的理智，放浪形骸，他说酒会激发人的灵感，大有作为。进而论证没有酒就没有文学，什么“斗酒诗百篇”哪，什么希腊古典悲剧肇始于酒神庆典哪，不一而足。于是，向他献酒，逼他做诗。果不其然，我们这位尚未获致公认的大文豪随即口占一首，命曰“恋爱三部曲”——

她想看我，她不敢看我；我想看她，我不敢看她。她悄悄地看我，我悄悄地看她。

朋友叫我向东，我不向东；爱人叫我向西，我向西，向西，我向西。

爱人结婚，新郎不是我。抽香烟，抽香烟，拼命抽香烟。

由此看来，他当个文艺副刊编辑也定能胜任愉快。可惜当初他在报社的时候远不像今天这样狼狈，因而也就不那么驯善，别说编副刊，连个总务科长也没干稳当。人事科的干部来报销差旅费，他看见人事科长批的“责成总务科报销”，认为人家没把他这个科长(虽然是留用人员)放在眼里，便不由生了怒气：人事科，总务科，你是科长，我也是科长，而且，论待遇你才十八级，我十七级，你凭什么用上对下的口吻“责成”我？老子就是不买账，就要给你一点难堪！他抽出一张单据，所值4元，是出差人雇请农民背负着他涉水过河的费用，胆大包天的林茂昌——我一直认为他是仗着酒性——提起笔来签道：“不予报销”。事情闹大了，报社领导出面斡旋，这林科长仍旧坚持不报，理由滔滔不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能涉水过河，勤务员不能涉水过河么？水深流急，涉渡艰难？那么，涉水的人已经很够呛了，你这个号称“解放人民的”，竟然还要在人民正艰难的时候加重他的负担，骑在他的背上。而且，为了这个，还要支付公款——人民的血汗……等等，等等。报社领导默认了他的革命道理，人事科长忍吞了他的“一点难堪”，雄辩家林茂昌终于斩获了他生平最显赫的政治胜利。不久，他买40斤洋芋了；不久，他的闷罐车启动了，来到风光壮美的边陲，成为我的伙伴。

问他是否感到委屈。他说，别看劳教服苦役，劳教期满还服苦役，其实已是一种福气了，还有一种人，连感到委屈的资格都没有，那就是成千上万无辜饿死的人。据说，就在那40斤洋芋风波的年头，毛泽东派汪锋前赴甘肃，接替张仲良的省委书记职务，就叮嘱汪：此行目的，是“救人命”。回忆当初我的亡命之旅，途经甘肃天水，确曾看见老百姓采集树叶，认为是喂猪的，同车的当地人纠正我道：“那是人吃的，尕娃！”到新疆后不慎讲过这段见闻，于是“反社会主义”，凑足了“思想反动”的由头，才得以厕身三类人员的行列。多年以后，县政府的掌权人王方莘先生点我参与编修《县志》，这才发现在那难忘的1960年，我远在剑南的故乡，人口总数也减少了。我们这个勇于生儿育女、善于传宗接代的民族，在那难忘的年头确乎死的多、生的少，可见所谓“自然灾害”实在大有功于减轻人口压力。而那时年轻无知，我对自己的被收容劳教还感到委屈。我都委屈，那严汝潢——大家亲切地呼唤他“老鬼”——不就更委屈么！这个新四军的游击队长，在兰州一个工厂当工会主席，好端端的，突发奇想，鬼迷心窍，申请退党，弄得钻进闷罐车，到我们这里来了。而林茂昌则是活该，洋芋40斤，1两不少，确确实实破坏了党的粮食政策，是不惩罚，孰可惩罚？丢了乌纱，远别妻儿，在劳碌贫苦中捐弃了盛年，总该深刻反省，改过自新了吧。然而，在我看来，他仍旧是属于“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类型，没有改造好的一派。

林茂昌认为，如果说他们没能改造好我们，那么，我们却十分有效地改造了大自然。这个垦区数十农庄、万顷良田，不都是从前的荒漠么？如今，隆冬过去，地气躁动，大风掀起地神的沙幕，弥漫长空。在这浑黄混沌之下，去年的大葱悄悄地把几点绿色顶出地面。接着，渠堤的阳坡上，草如碧丝。待到风沙暂歇，钻天杨已如绿色的羽毛，拂拭流云；银白杨闪动发光的叶背，宛如群鸽翻飞。卡车，在大道上腾起一条土龙；低空，喷洒农药的安2型飞机拖开一带灰雾。临近收割，登高远眺，但见麦田如镀,长林如漆……眼前的图景宣示了现实的开明:是河南、湖北、江苏、上海的移民，步兵第五师的战士，鄂豫川的老犯人和土产的新三类人员，正是这些革命和反革命的、专政和被专政的，共同炮制出了这个壮丽的现实。

我们在沙井子农场平整土地。灌溉淤积，机耕不匀，田地出现不平，必须铲除不平，以利新的一轮种作。白昼已经长达15个小时，人人累得精疲力竭，尽管起床的哨音如何逼人，大家仍是不动弹。队长李法合被激怒了。不等天亮，他就蹿进地窝子，“起床起床”，沿着走道左右开弓，一阵乱踢，可怜两排地铺上，一个个疲劳不堪的头颅遭了殃。几个区队长邀着我们到了工地，李法合这才回去补他的睡眠。有人愤愤地说队长区队长的分工很科学，于是又引出林茂昌的宏论来。“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筑渠垦荒，引河水浇灌戈壁，平整土地，削高处填平低洼，春种秋收，昼作夜息，我们奉行的是“天之道”。而人家呢，则奉行“人之道”：脑满肠肥，还要侵夺我们每月定量200克的食油；将短得可怜的夏夜截头去尾，来延长白昼过剩的劳作……各行其道，即是分工。清道夫与哲学家的原始差别甚至小于家犬与野狗，社会群体间的巨大差别、人间种种公道与不平，都是分工造成的啊！宁玉林跳了起来：

“妈的，老子拾掇他！”

这天晚上，依照老宁的布置，大家头朝土壁——沙沙地掉土也不怕——脚朝走道睡，把我们唯一的利器，砍土镘(一种大锄)，排放在往日枕头的走道旁，哨音响了仍旧不起床。李法合故伎重施，直踢得叮啷当啷，大异趣于往日了。我们头上的疙瘩还没有消褪，李队长脚上已换了新皮鞋。

这李法合在他的同僚中，是抓生产、促工效的行家。他高兴的时候，也会叫队上杀一口猪，笑嘻嘻地说，“吃了大肉，累死你几个杂种”。看我们打夯，嫌木夯举得低了，就当场规定：“夯要高举。举多高？跟你的球一样高！”劳动竞赛总结会，他心平气和地开始讲话：“班长们，组长们，五好工人们，先进产生者们……”落后于邻队的恼怒涌上心来，他忽然恢复了当炮兵连长时的威猛：

“你们这些王八蛋们！”

这次遭了王八蛋们的暗算，损失了一双皮鞋，咋肯善罢甘休！全班一个个被叫去审问。无奈这个班的人个个愚钝，无非怕脑袋遭踢才掉头睡觉；砍土镘，总不能贴着人头放嘛！既然全班都顽固不化，那就一齐惩罚吧。天黑的时候，区队长们领着全队收工，而我们班得留下，继续干活，由李法合亲自监管。这个班，“老的老奸巨滑，小的小奸巨滑”(李氏语录)，今天非狠整不可！然而我们的队长仍不失他精明的仁慈，叫伙房送来晚饭，让我们吃了再干。苞谷馍、白菜汤扫荡完毕，他早已坐在100米外高高的龙渠上，透过北国夏夜清朗的天光，监视我们。18个人劳动，1个也不短缺。装土的在装，挑土的在挑，倒土以后又回去装土；还有几个，正挥动砍土镘，将高处泥土挖扬到低处。半夜时分，他终于站了起来：“收工吧，王八蛋们！”

李法合胜利了，王八蛋们少睡了4个小时。王八蛋们也胜利了：挥动卸了铁件的锄柄，来回挑着装满空气的土筐，在老狐狸的鼻子下表演了4个小时，1寸土也没动。清晨来到工地，李法合以他行家的眼光立即判定：昨夜工效为0。一时青筋暴胀，恼怒莫名。又发现林茂昌在那里磨磨蹭蹭，劈头喝道：

“林茂昌！”

“是，是是，是是是！”林不住点头，连声回答。

“我还没说话，你怎么就知道‘是是是’？”

“你是队长，凡是你要说的，都是正确的。”林茂昌从容答道：“我是三类人员，在干部面前，又咋敢说半个‘不是’？”

好像被什么噎住了喉咙，李法合眼珠翻了两翻，一时说不出什么来。但总觉得味儿不对。待他终于想通了，只得在心里骂道：“王八蛋，反动家伙！”

凡是反动的东西，凡是毒草，一定要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林茂昌反动，是毒草，他自然就遭遇了一场瘟疫，正肆虐于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大地，摧残理性、戕害良知，使亿万人走火入魔、六亲不认的瘟疫——批斗会。会上，林的言行被一一定性：嗜酒，剥削阶级的恶习；讲曾国藩、咸丰，宣扬“四旧”；“姑娘爬过来”，低级趣味；“当初吃啥有啥”，怀念旧社会，一定想变天；“今天有啥吃啥”，诬蔑党的人道主义改造政策——从宽处理，解除教养，给你工资，有饭吃，有活干，无产阶级真是厚待你了！接着，“温度”升高了，更为“厚待”林茂昌的，是我们的一些可敬的难友。这些人，在我们包脚布的臭气已将管教干部烘走时，我们在拂晓前的寒风中采摘带雪的棉花时，我们赤脚陷在齐膝的泥水里破冰排水时，我们在信手一抓就能捏死几十个蚊子的田垅里收割苜蓿时，干警在林阴里吃瓜、我们在烈日下打场时，他们在厨房里吃着肉炒的白菜心、我们在风沙中嚼着水煮的白菜皮的时候，总之，只要管教干部不在跟前，正是这些人，我们三类人员中善良成性的一小撮，便机警起来，自觉地充当管教者的神经末稍。恭逢批斗会，是他们大显身手、大表心迹的时候了，能为党的改造政策做出多大贡献，就看眼下的表现了。这些人搜肠刮肚，重温小报告存根，凑足重磅炸弹，一个个大义凛然，狂轰滥炸。某甲检举，林茂昌吹嘘美帝国主义，说结束二战原子弹有大功，否则，攻占日本本土，还要牺牲100万美国人、50万英国人，红军、中国军队还不算。某乙揭发，林篡改、丑化毛主席语录，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改编成《偷瓜谣》——

下定决心去偷瓜，不怕牺牲往前爬，排除万难选大的，争取胜利抱回家。

某丙爆出了石破天惊的材料：林茂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早年在上海如何如何。某丁补充，林把攻击的矛头也指向林副统帅，说他不敢到朝鲜作战，才轮到彭德怀去指挥志愿军。实在是大罪弥天，令人发指啊！这时，我们三类人员中那一小撮，其中最富正义感的几个，早已冲到前面，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推的推、搡的搡、揪耳朵、按脑袋、挥拳头、扇巴掌，一时百花齐放。但见他接连几个趔趄，又站回原地，直着腰，硬着脖子，屏住气息，暴出一对深度近视的大眼珠，愤怒而恐怖。可怜那辽阔而荒凉的脑门，早已是拳痕累累，青紫斑斓。重量级拳手在他的眉梁骨外侧制作了一个小口，噙着一粒小小的血珠。我暗自怜悯，为他不平，转念间更不由得耽忧：凭这些罪行，漫说挨打，杀头也不过分哪！老林啊，就看你的气数了！

我不幸坐在队列前面，顺手拾起那付幸而没有摔破的眼镜。坏事了！指导员先生冷眼一瞥，几个善解人意的朋友立刻作出反应：嗷嗷叫着，把我拉出队列，树为第二个靶子。这新靶子立刻中了三支箭：第一，同情反革命分子林茂昌，为他拾眼镜就是证据；第二，说林茂昌缺酒，还不如被判苦役的巴黎公社社员，他们在新喀里多尼亚服刑，还每周供酒69厘升；第三，说酒可以溶解怪哉虫，怪哉虫是屈死冤魂的化身——替林茂昌喊冤叫屈。我于是连连认错，诚恳检讨。替林拾眼镜是错误的，但是我害怕它伤了几个积极分子的脚(他们照样免不了明天的重体力劳动，不能让那碎玻璃危害共和国的建设事业)；法国当局给囚徒供酒，是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所载，那本书是在马克思指导下撰写、马克思支持下出版的；至于“怪哉”等等，则出于鲁迅的作品，我提到它，与林茂昌不相干。马克思、鲁迅，两个圣人的亡灵算是有效的挡箭牌，加以我的罪恶本不重大，指导员也不愿转移了批林的目标，我于是低头到散会作罢。拾眼镜的风波毕竟还是缓解了老林的危机。我正年轻力壮，平时也不是一颗好剃的头，清算我的时候，那几位可爱的朋友，他们的拳脚忽然想休息一下了，站在那里也有点尴尬，便纷纷退了下去。林茂昌也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啥搞头，这个美丽的批斗会如何收场，只好留给主持人去费心了。

会后，大家都担心老林会受到什么惩处，而他本人却很泰然。自卜吉凶，他说，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时间一长，果然应验。纳罕之余，我私下向他讨教这其间的原委。说穿了也很简单。那些对我们行使专政权的，“红”倒是“红”,“专”却谈不上。在他们眼里，像我这样的小青年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了，林茂昌简直就是权威。林说“1+1=3”，他们会当成“电能使灯泡发光”，深信不疑。何况他所说的，又不是那些人的报纸上载的什么水稻亩产6万斤，而是铁一样的事实。臭是臭一点，但是事实，如同1960年那40斤洋芋一样。既然是事实，又不够光彩，就忌讳再触动它。我们家乡有一种露天粪便池，叫“官茅厕”，老乡说，“官茅厕不搅不臭，越搅越臭”。林茂昌的过关，实有赖于指导员之流的政治才干，他们确乎借鉴了我故乡父老研究官茅厕的思想成果。

而我却噩运难逃，由于难友出卖，他们对我动了真格。1968年，在阿克苏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三四个人辛苦了一个通宵，给80个反革命分子定了刑。作为1/80个夜晚的革命成果，我被判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此告别了那个队，那个班，也再没见到过林茂昌了。

黄河水清的时节，我来到兰州。友人作陪，徜徉河畔。金城关下流水如潮，白塔山前风凉似箫，一通古碑顶着残阳。我想起了林茂昌。听说他平反后回到兰州，补了2万元工资，还没来得及饮多少酒，便匆匆地死去。二人于是步入酒店，相与举杯：

来，浇块垒！来，释怪哉！

1999年元月28日写于乐山百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