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丙爆出了石破天惊的材料：林茂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早年在上海如何如何。某丁补充，林把攻击的矛头也指向林副统帅，说他不敢到朝鲜作战，才轮到彭德怀去指挥志愿军。实在是大罪弥天，令人发指啊！这时，我们三类人员中那一小撮，其中最富正义感的几个，早已冲到前面，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推的推、搡的搡、揪耳朵、按脑袋、挥拳头、扇巴掌，一时百花齐放。但见他接连几个趔趄，又站回原地，直着腰，硬着脖子，屏住气息，暴出一对深度近视的大眼珠，愤怒而恐怖。可怜那辽阔而荒凉的脑门，早已是拳痕累累，青紫斑斓。重量级拳手在他的眉梁骨外侧制作了一个小口，噙着一粒小小的血珠。我暗自怜悯，为他不平，转念间更不由得耽忧：凭这些罪行，漫说挨打，杀头也不过分哪！老林啊，就看你的气数了！

我不幸坐在队列前面，顺手拾起那付幸而没有摔破的眼镜。坏事了！指导员先生冷眼一瞥，几个善解人意的朋友立刻作出反应：嗷嗷叫着，把我拉出队列，树为第二个靶子。这新靶子立刻中了三支箭：第一，同情反革命分子林茂昌，为他拾眼镜就是证据；第二，说林茂昌缺酒，还不如被判苦役的巴黎公社社员，他们在新喀里多尼亚服刑，还每周供酒69厘升；第三，说酒可以溶解怪哉虫，怪哉虫是屈死冤魂的化身——替林茂昌喊冤叫屈。我于是连连认错，诚恳检讨。替林拾眼镜是错误的，但是我害怕它伤了几个积极分子的脚(他们照样免不了明天的重体力劳动，不能让那碎玻璃危害共和国的建设事业)；法国当局给囚徒供酒，是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所载，那本书是在马克思指导下撰写、马克思支持下出版的；至于“怪哉”等等，则出于鲁迅的作品，我提到它，与林茂昌不相干。马克思、鲁迅，两个圣人的亡灵算是有效的挡箭牌，加以我的罪恶本不重大，指导员也不愿转移了批林的目标，我于是低头到散会作罢。拾眼镜的风波毕竟还是缓解了老林的危机。我正年轻力壮，平时也不是一颗好剃的头，清算我的时候，那几位可爱的朋友，他们的拳脚忽然想休息一下了，站在那里也有点尴尬，便纷纷退了下去。林茂昌也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啥搞头，这个美丽的批斗会如何收场，只好留给主持人去费心了。

会后，大家都担心老林会受到什么惩处，而他本人却很泰然。自卜吉凶，他说，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时间一长，果然应验。纳罕之余，我私下向他讨教这其间的原委。说穿了也很简单。那些对我们行使专政权的，“红”倒是“红”,“专”却谈不上。在他们眼里，像我这样的小青年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了，林茂昌简直就是权威。林说“1+1=3”，他们会当成“电能使灯泡发光”，深信不疑。何况他所说的，又不是那些人的报纸上载的什么水稻亩产6万斤，而是铁一样的事实。臭是臭一点，但是事实，如同1960年那40斤洋芋一样。既然是事实，又不够光彩，就忌讳再触动它。我们家乡有一种露天粪便池，叫“官茅厕”，老乡说，“官茅厕不搅不臭，越搅越臭”。林茂昌的过关，实有赖于指导员之流的政治才干，他们确乎借鉴了我故乡父老研究官茅厕的思想成果。

而我却噩运难逃，由于难友出卖，他们对我动了真格。1968年，在阿克苏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三四个人辛苦了一个通宵，给80个反革命分子定了刑。作为1/80个夜晚的革命成果，我被判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此告别了那个队，那个班，也再没见到过林茂昌了。

黄河水清的时节，我来到兰州。友人作陪，徜徉河畔。金城关下流水如潮，白塔山前风凉似箫，一通古碑顶着残阳。我想起了林茂昌。听说他平反后回到兰州，补了2万元工资，还没来得及饮多少酒，便匆匆地死去。二人于是步入酒店，相与举杯：

来，浇块垒！来，释怪哉！

1999年元月28日写于乐山百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