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子牛

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式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不同。——季羡林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大的学术礼堂听过季羡林先生的一次文化讲座：敦煌学与敦煌教史学。我是冲着“敦煌写经”去的，但季老在书法上讲的并不多，费了诸多周折才弄来的听课票没有给予我太多的激情，以至于我中途便退场了，事后悔痛难耐。季老的学术报告岂是一两次便能深入的。只是懵懂的我此后再没有获得此类机会了。但对季老的关注一直投入了很多年：关注他的学术，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点点滴滴。

有一则故事在北大经典的传扬着。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报到时，把衣着朴素的季老当作了校工，请他照看行李。季老也不解释，认真地看管着。直到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季老作为北大的领导、著名的学者登上讲台，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如此的善举，不知感动了天下多少的学子。他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彰显在他的生活中，也融注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读季老的著作，泛读是不着边际的。由此，一些初识文墨的人便借此发挥起来，对他的著作的学术性提出了质疑。著名的画家、学者范曾先生曾说：“读过季老《大塘西域记》校注的人，便会知道季老在当今学术界至高无上的份量。国学大师不是哪个人都能获得的称誉。”

谦朴的季老面对“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国宝”这三桂冠，多次请辞，直到96岁高龄时仍坚定地告白人们：“请大家把我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一直严谨治学的季老，在东西方学、佛学、国学等诸多领域硕果满枝，可谓是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每每有人说及此事，季老便谦虚地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的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我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只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在如今“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何等弥足珍贵。

古人说：“文章憎命达”。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不慕名誉的。

季老是著名的佛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濑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季老却坚定地不信佛。他曾说：“我是无神论，假如是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季老研究学问，在平常人看来，很多是“没用”的，季老对此却很坦然：“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是啊，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有良知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某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去想有用没用，只要是未知，便去探求。这是一个学者的学术品质。比如说，季老在研究东西方学时，从梵文“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历经数年，写出一部长达80万字的《糖史》。这些生冷领域的学术研究，对我们这些常人来说就像一片茫然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便会迷途而不得归返。没有精深的学术毅力是不敢涉猎的。如果拿有用无用的标准度量，更不会有人去冒险。

前不久，我和学友漫步在北大的未名湖畔，谈起季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年迈的季老依旧笔耕不辍，住院四年，他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专箸：二十万字的《病埸杂记》，这部书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对后生的教诲”。学友感慨地对我说。而眼前的北大学子，也是非常的努力，从清晨到午夜诵读的书似乎只有一部：英语，偶尔看到一俩位国文的同道也不屑与人交流，然而，一旦谈起季羡林，大家会快速地聚拢过来，热情洋溢，慷慨激昂……这让人震惊之余深深地感受到：在北大季老的言传身教就是一座丰碑，耸立在人们的心中，让敬仰的人们永远的注足、仰视。如今，季老人已升天为仙了。然而，他的学术，他那等身的著作，那不朽的精神，不仅是“北大的一盏灯”，也是全人类的“一盏灯”。那盏“灯”，永远的亮着，照耀着前进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