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子牛

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式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不同。——季羡林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大的学术礼堂听过季羡林先生的一次文化讲座：敦煌学与敦煌教史学。我是冲着“敦煌写经”去的，但季老在书法上讲的并不多，费了诸多周折才弄来的听课票没有给予我太多的激情，以至于我中途便退场了，事后悔痛难耐。季老的学术报告岂是一两次便能深入的。只是懵懂的我此后再没有获得此类机会了。但对季老的关注一直投入了很多年：关注他的学术，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点点滴滴。

有一则故事在北大经典的传扬着。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报到时，把衣着朴素的季老当作了校工，请他照看行李。季老也不解释，认真地看管着。直到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季老作为北大的领导、著名的学者登上讲台，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如此的善举，不知感动了天下多少的学子。他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彰显在他的生活中，也融注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读季老的著作，泛读是不着边际的。由此，一些初识文墨的人便借此发挥起来，对他的著作的学术性提出了质疑。著名的画家、学者范曾先生曾说：“读过季老《大塘西域记》校注的人，便会知道季老在当今学术界至高无上的份量。国学大师不是哪个人都能获得的称誉。”

谦朴的季老面对“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国宝”这三桂冠，多次请辞，直到96岁高龄时仍坚定地告白人们：“请大家把我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一直严谨治学的季老，在东西方学、佛学、国学等诸多领域硕果满枝，可谓是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每每有人说及此事，季老便谦虚地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的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我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只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在如今“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何等弥足珍贵。

古人说：“文章憎命达”。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不慕名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