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学诗

我居住了28年的那个小镇，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出现于我的眼前：宽阔的柏油路，豪华的商业街，高低参差的建筑，鳞次栉比的楼群……

可是，有事没事的时候，我还会想起儿时便在心灵里烙下了印记的小镇上的半条老街。

即便是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出少小时候这半条老街上的所有的门面所有的景点。

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的是机灌站、铁木社、粮管所、饭店、烈士墓、烧饼店、供销社、水食站、小学、轮船站、医院……

记得，机灌站，是当时的小镇上唯一可以发电照明，唯一烧起个热水池作为浴室的。

机灌站里，还记载了一则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当时的县委书记被造反派揪到这小镇上批斗，被打折了胳膊，跌落了门牙。批斗过后，给关在机灌站没有开汤的浴室里。当时在站上烧饭的一个叫做“四妈”的老夫人，偷偷的给蒙难的书记送来热饭热菜，打来洗漱的热水，还买来了消炎止痛的药物……让那位在战争年代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止不住热泪潸潸……

铁木社，送入你耳际的是铸造农具敲敲打打节奏明快的音响。偶尔遇上刚下班的满面灰尘的师傅们，他们便会向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儿谈起苦经来，“你们长大了，可别干我们这一行，世上只有三样苦，行船打铁卖豆腐啊！”

在饭店掌勺的是来自安丰叫做秦瞎子的大师傅。我看见过他的模样，油晃晃的衣袖，圆睁着一只眼的粗鲁的脸庞，给你一种《范进中举》里的胡屠户的印象。而与他的外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的性格极温和，遇上有些孩子经不住扑鼻的香味的诱惑，走进店里看着锅里时，他总是夹一块油腻腻的红烧肉，塞进那张开了的小嘴里。

清明时节，我们常在老师的带领下，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满怀崇敬的心情去祭扫烈士陵园。祭扫过后，便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枚还带着体温的五分的硬币来，去隔壁的烧饼店，买一只热热的葱花饼，有滋有味的咬起来。那是幼小时候的我们，在这半条老街上一年一次难得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