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阅读提示

●以刺激性的、满足窥私猎艳乐趣的作品向市场献媚，即便偶尔能够吸引少数人的眼球，也只是饮鸩止渴，不可能经久“常销”。文学与市场不是对立的。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会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表面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行为，但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它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具备了公共属性，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义务。道德并不是文学的附加，道德与文学密不可分

●文学创作之所以要强调文学性，强调形式和结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让思想“行远”，从而更有效地承担文学的道德建设责任，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纯文学”的名义“纯”掉道德是片面的，是另一种功利

●道德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固然都表现了对旧有的道德观念的突破，但一定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对旧有道德观念的挑战，不能触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种“底线道德”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

张江：文学有没有伦理？要不要讲道德？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努力表现生活和情感的审美创造中，都审慎地把握伦理尺度，坚守道德底线，处理好“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但近年来，文学发展有了一些令人不解的倾向。颠覆伦理，消解道德，甚至反伦理写作屡见不鲜。一些人以淫荡、乱伦、暴力、血腥的描写暴得大名。这不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写这种书的人，是什么样的动机？他们敢把这些书放在书架上，让自己的子女阅读吗？

当文学遭遇色情与暴力

高建平：当下文学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来美好的、温暖的文学，给人以心灵滋润和精神鼓舞的文学，在一些人手中被涂抹得肮脏不堪。

首先是色情。从“一夜情”到“一夜性”，从“乳”到“床”，从“喊”到“尖叫”，从畸恋到乱伦，从香艳到恶心，挖空心思搜罗刺激性场面，直接宣泄欲望。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的交流，没有心灵互动和志趣相投，只有“猎艳”“偷情”“发泄”“刺激”。这种潮流后来甚至发展成所谓的“下半身写作”。

其次是暴力。一些作品竭力渲染杀人的场面，怎样砸出脑浆，怎样砍下胳膊，怎样割去身体器官，写得具体入微，让人毛骨悚然。还有一些作品津津乐道于古代酷刑的行刑过程，夸张地描写人怎样被活剐，被剥皮吃心，通过展示恐怖恶心场面来卖弄所谓的文学才华。

色情与暴力的文学过去也有，但严格地说那不能被称为文学，只是车站码头兜售的劣等读物，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供少数人消遣，读完就被扔进垃圾桶。如今，地摊写手的伎俩被一些以精英形象出现的作家效仿，使这种文字堂而皇之地走进严肃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的严重亵渎。

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色情与暴力的文学又在网上泛滥。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增强着网络文学的虚拟意识，也带来网络文学的道德伦理问题。点击率诉求和与之相联系的付费阅读，更加刺激了色情暴力文学的生产。如果说纸质作品还有一个过滤程序的话，那么，网络文学发表的快速和直接，更给一些挑战道德伦理底线的作品大开方便之门。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背后有两个驱动力。一是盲目求新的蛊惑，二是市场利益的诱惑。文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叫做“突破禁区”。这种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也发挥过进步作用。“文革”时代对文学设立了很多禁区，需要突破。但是，突破还是要有底线的，尤其是道德伦理底线，对此不能作片面的、绝对化的理解。

还有一些作家以创新为名向市场献媚，误以为，写刺激性的作品，满足有些人的窥私猎艳乐趣，就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事实上，这样的投机性作品，即便偶尔能够吸引少数人的眼球，也只能是饮鸩止渴，不可能经久“常销”。文学与市场不是对立的。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会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

张江：文学要想表达对人性的理解，需要有强大的道德伦理构建力，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企图在文学中消解道德，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背离，也在根本上瓦解了文学。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学这门艺术的文化选择，审美或审丑，与民族的道德伦理取向是一致的。消解道德，就消解了美，消解了文学自身。

刘跃进：从宏观层面，必须承认，一切文学创作都和道德相关，都在道德建构上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题材选择、情节设置、形象塑造，通过故事结构、场景描写、人物命运，让人们或感受温暖、友情、善良，或看到冷酷、暴力、恶毒。道德伦理取向不同，最终对读者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前者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引人向善，成为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后者腐蚀灵魂，败坏人心，甚至将人推向罪恶的深渊。在现实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举不胜举。有些人因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鼓舞坚定意志，走向人生的成功；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有害读物的侵蚀下失足成恨。

这说明，文学在道德体系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职能。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事。表面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行为，与公共道德建设无关。但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甚至并未发表，只是在亲朋好友间传阅，它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具备了公共属性，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义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

所以，道德并不是文学的附加，道德与文学密不可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和实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道德担当和文学实践，在中国文化中，俨然融为一体，不可剥离。古代优秀文人在创作中对善恶美丑有着极为苛刻的选择标准，大善者大美，善与美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在不断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记录精神的跋涉，焕发人性的光辉，引导道德的风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而不应是使人类从文明前行的轨道脱轨的消极的、负面的、堕落的力量。

“纯文学”不能“纯”掉道德

张江：许久以来，所谓“纯文学”，总在不同的场合被标举，成为文学“去道德化”的理由。这种主张以维护文学的独立性、纯粹性为追求，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文学是有“文学性”的，并且以其独特的“文学性”和独立的形态存在、生长。但是，“文学性”仅仅是形式吗？且不说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仅就形式而言，它本身就会有道德取向。“下半身写作”也可以称为形式，很明显，道德隐蔽在这个形式中。以“纯文学”的名义“纯”掉道德是片面的，是另一种功利。无论怎么纯，文学也“纯”不掉“道德”。

朝戈金：所谓“非功利”和“纯文学”，背后的美学理念，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客观而言，这种口号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对推动文学与政治性和实用性的文字相区分，从而使文学独立，提高文学的艺术性，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必须知道这种主张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学追求自身地位的表现。一旦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的干扰和过多功利目的的侵害，依然沉浸在“纯文学”的迷恋中不能自拔，甚至借此反对文学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反对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这种主张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进而走向偏误。

孔夫子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当然要讲究形式，讲究辞藻，讲究人物塑造的生动丰富、情节安排的精巧合理、结构的完整和新颖，等等。没有这些美学属性，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有辞藻而不达意，只有结构而无思想，这样的文字首先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即便可能，也只能是符号的堆砌，而不是文学。说到底，文学创作之所以要强调文学性，强调形式和结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让思想“行远”，从而更有效地承担文学的道德建设责任，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为形式而形式”是有限度的，不能将手段当作目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那些主张“纯文学”和“纯艺术”的人，最终还是得把文学与道德联系起来。美学界一般都把康德看成是“纯艺术”主张的鼻祖，但是他也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至于那位“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最坦率最直接的支持者，法国作家泰奥菲勒·戈蒂埃，一方面说“艺术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的”，另一方面也提出，“荷马的诗、菲迪亚斯的雕像、拉斐尔的画，在提升人的灵魂方面比一切道德家们的论文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这还是说明，文学艺术不存在绝对的“纯粹”，还是要提高道德水准，净化人的灵魂，起到一些道德教诲或训诫性文字起不到的作用。

创作自由与底线坚守

张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创作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道德底线，挑战社会伦理，这是很大的误解。自由本身是有限制的，没有背离道德基础的绝对自由。社会生活如此，文学亦如此。

陈众议：我赞成这个观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不能脱离伦理道德，也不可能绝对自由。然而，有些人片面理解创作自由，以至于比丑比坏、哗众取宠，陷入了严重的误区甚至邪恶的渊薮。事实上，创作自由是有限度、有前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就是限度和前提。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艺术是“无可比拟的指导工具”，“比道德更具道德性”。德国后现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一种审美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的要求”。无视道德底线的反伦理写作不仅是对文艺传统的颠覆，而且具有毒化社会环境、腐蚀世道人心的恶劣影响。

道德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固然都表现了对旧有的道德观念的突破，但一定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作家作品在刚刚问世时因故引起争议，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得到了承认和肯定。甚至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文学作品挑战了既有的道德观念，对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构成了冲击，最终却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这种在当时“离经叛道”的作品，并非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只不过，他们所追寻的是新道德，而非当时主流社会所尊崇的旧道德。他们的创作也并非绝对的自由，也要受到包括道德因素在内的各种规约。他们对旧有道德观念的挑战，不会触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种“底线道德”在历史的发展流变中具有稳定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

文学需要创新，但创新不能仅仅理解为尝试一些过去没有人敢碰的题材、没有人敢用的写法。为了一鸣惊人而比胆量，就会把文学引向邪路，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灾难。我们赞成创作自由，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应受到既有窠臼的束缚，而是要努力使生活得到真实、深刻的艺术再现，从而提高人们的认识，提高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只为出名而挑战道德底线，为博取市场效应而无所顾忌，甚至颠覆伦理基础，其所体现的并不是自由，而恰恰是狭隘的名利思想。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自由走向禁锢（或禁忌），再走向自由（高度自觉）的过程，而非相反。因此，此自由非彼自由。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是禁律约束本能，譬如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就建立了严格的婚姻禁忌，禁止同姓（兄妹）联姻；高级阶段是自觉代替禁律，及至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最终达到自由王国。文学也是如此。当历史上人为设置的种种束缚被破除后，自觉的道德遵循是文学向更高的审美层次迈进，从而推动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缺失了这一点，混淆善恶，不辨美丑，文学不复存在，更遑论创作自由。

当前中国，陶冶人心、凝聚人心、励志向上的文艺作品依然是中华民族图强、复兴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不承认这一点，倘非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张江：文学就是世道人心。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中华民族有自己优良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历经千年、源远流长，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不可逾越。有人在文学中有意消解这些道德准则，当下看，人民群众不接受，长远看，此类作品一定会被历史淘汰。奢望借此博得眼球，甚至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是十分幼稚的。这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存留和传播的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道德底线，弘扬社会正义，传播人文精神，是文学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是文学自身创造经典、抵达不朽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