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23日，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召开“两会”。地方新一年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预算，与往年相比数字上有一定降幅。广东、北京、湖北、上海、陕西等地下降超过10%，浙江降幅为30%。但是，与公众的期望相比，大部分地区三公预算下降幅度并不大。（1月23日《潇湘晨报》）

同样的禁令之下，为什么有的地方三公经费预算能够下降30%，有的地方却只能下降5%，还有的地方甚至都不给任何降幅承诺？是因为压缩太多会影响正常的公务活动运转，还是因为根本不愿意减自己的福利、割自己的肉？既然浙江能够压缩30%，别的地方也应该有能力做到——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要比的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取得这份成绩所花费的行政开支同样要比。

不得不说，悬殊的三公经费压缩比例，反映的是各地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的真实态度；红头文件写得再长再好看，如果三公经费预算不给力，那都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考核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三公及行政经费能够省下来多少钱。纸上的厉行节约走不进三公预算，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光说不练”，当然会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当然，之所以很多地方在三公经费预算上相对宽松，可能是为了留出富余量，好在三公经费决算时，有一个漂亮“政绩”——比如，地方晒“三公”决算时，总能看到“节约多少”云云。可是，预算给多了自然有结余，何来节约之说？预算软约束是当下通病，建立在预算泡沫基础上的“节约财政资金”，对纳税人而言徒具观赏性；对政府部门却不一样，预算编制越宽松花钱越舒服，不仅能满足各种私利，还能轻松获得“节约”的政绩。

站在公众立场，纸上的节约规定常常被幕后消解阳奉阴违，因而更多只是一种节约的幻觉；从预算开始的三公经费大幅压缩，才是真刀真枪的实质性动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也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三公经费预算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关键步骤，禁令也好规定也好，都应该从不同的纸上，走进三公经费预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