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道德要求和良好的职业操守，是记者文明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中外新闻界的正反面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广州《新快报》记者、27岁的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10月18日被长沙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身处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的他向办案民警坦承，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名利，受人指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致使中联重科声誉严重受损，导致广大股民损失惨重。

这个事件，揭露于第14个中国记者节（今年11月8日）到来之际，具有很实际又很深刻的警示意义。

这是近年中国新闻界的一件恶劣的个例，这不仅因为陈永洲“实际上受雇于人”，一次一次几千、几万地拿相关方面的人民币和港元，而且连“新闻稿”都不认真看，就连续发表评论。

——此两项，一是用记者的职业操守换钱，二是背离最基本最起码的新闻写作规则，都触犯了正常新闻工作的“大忌”！

时至今日，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向中联重科、广大股民和自己的家人道歉，告诫同行“要以我为诫”。 “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一定会遵守新闻工作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去报道新闻，不受利益的诱惑。”

当然，天底下没有“后悔药”，陈永洲年纪轻轻，身败名裂，咎由自取。问题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这番“忏悔”之论还是有些用处的：中国当今广大的新闻从业人员，可以而且理应从中记取深刻的教训，把我们未来的事情真正做好。

我一向认为：在众多的社会行当中，新闻这一行具有很强烈的神圣感。为什么？因为这一行是体现“社会良心”的，它的为人民服务、为真理和正义服务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排斥一切丑恶；同时还因为这一行的从业人员，是站在时代大船桅杆顶上的瞭望者，他们比较一般人，要能够更多更深地理解社会，掌握事物的是非曲直。

有道是“名缰利锁”，“名”和“利”这两个东西可以成为束缚和禁锢一个人的身体、手脚和灵魂的“缰”和“锁”。这已经被数不清的反面教训所证实。

2009年10月，我应邀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其中列举了许多近些年新闻界“为物质利益所累”而发生的诸如制造假新闻乃至假版面、收受“好处”而乱报道，乃至收受了“封口费”而有闻不报之类丑恶的人和事。我对在场的莘莘学子说：“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这样一些反面的典型，是想使得在座的朋友明白：社会大转型，物质利益大考验。新闻界绝对不是世外桃源，同时也是给年轻的朋友打打预防针。”

预防针，打比不打当然要好，但仍然不能保证在实际生活中不出现这样那样的丑恶，这也属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办法当然总是有的，那就是不断地强化新闻队伍的道德建设，包括新闻职业道德和做人的各个方面的基本道德的建设，与此同时，加强法制，依法办事——记者没有“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

因为我们正处在大转型时期的社会，物欲化东西太过泛滥，具有太多的诱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当好记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时刻提高警惕，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大力强化自我的德性修养，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战胜各式各样名缰利锁的侵蚀，而保持“社会良心”的神圣性。

任重道远，新闻同行好自珍重。（储瑞耕）